首页 芙蓉楼 往事勾沉

父亲——乔冠华

2008-09-03 00:56 来源:书摘

本文摘自《乔冠华和龚澎》,乔松郁著,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年3月版


    突如其来的变迁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面对生与死的现实就是母亲的过世。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就是我朝夕相处的亲人。

    1973年初的一个下午,家中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爸把我叫到了客厅,他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爸爸很久都没有说话,他低着头,似乎一直在斟酌着怎么

    进行开场白,我静静地陪他坐着,等待他先开口。

    其实,两个月前哥哥就告诉我,爸爸已决意再婚,对象是一位中年女性。哥哥还说,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谈到这位女士当时的婚烟状况及一些做法时,都感到忧虑。他们认为,爸爸已经撑过最艰难的时期,正走向事业的高峰,现在文革尚未结束,还是谨慎为好,不要辜负了老同志们的期待。哥哥将这些议论中的部分内容以转述的方式极其婉转地告诉了爸爸,可是爸爸听不进去。此后哥哥几次试图同爸爸深谈,都没有进行下去。哥哥说,若不是妈妈临终前曾嘱托哥哥要多帮助爸爸,他实在不愿多问这事。考虑到父子间的关系,哥哥以后就不再谈了。

    满屋子都是中华牌香烟的味儿,一根儿烟抽完了,爸爸终于说话了:“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可是我还要这个家,你和你哥哥谁也不要离开我。”

    爸爸告诉我,他只是想找个人做伴儿,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不能丢下这个家。爸爸说,他向对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孩子们都不离开他。望着和妈妈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家,爸爸的声音哽噎了:“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再分开了!如果我们再分开就太对不起你妈妈了!你和你哥哥都不要走,我们几个谁也不离开谁!咱们三个人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一起!”至今他那呜咽的声音还回响在我耳边。

    我点点头,爸爸,我愿意你过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合适、对咱们家人都好的人。

    爸爸认真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沉思片刻后,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话爸爸全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为爸爸好,我会当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对我讲这番话我会采取另一种做法的,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

    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望着女儿疑问的目光,爸爸低下了头。

    怎么能让19岁的女儿更多理解自己此时的境地呢?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爸对我说:“我尽最大可能争取最好的结局,不管怎样,我走到哪里就把你带到哪里。有一件事是我保证可以做到的,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和变化,我向你保征: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和伤害你的事情!”此刻,他的神态变得庄重起来。

    我信任地点点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爸爸不会撒谎,他从来没对任何人下过保证,这是我们之间神圣的诺言!

    记得此后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后就对我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我诧异地睁大了眼睛,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不依靠外力处理家事,这会儿是怎么啦?在文革那样一个年代,伟大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毛主席的小战士”又能说什么呢?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爸爸见状,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就这样,我们头对头地坐着沉默了很久。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话题。

    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春节过后,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对哥哥说,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够搬出去住(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

    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过去,爸妈经常熬夜写文章批文件。一到晚上,写作班子的同事时常聚在爸爸的书房里,几乎天天都有通讯员来来往往送文件取文件。多少年家里就是这样过来的。为了彼此互不干扰,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按父亲的要求,小侄儿出生后,一直没有回过报房胡同的家)。

    可是,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参加工作只有几年,这样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

    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在一个大革命时期的红军老干部家里住下。嫂子的妈妈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孩子们。

    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

    本来哥哥搬走早已成定局,只是没有去处拖了下来。爸爸允许哥哥继续使用他小屋里的家具和物品。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使用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

    我是怎样离开家的

    当我照例从医院倒休回家时,我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大门重新换了锁,原来的老钥匙不能用了。十几分钟后,家里新来不久的保姆M(化名)买菜回来了,我跟着她进了家门(在我家做了十几年的老阿姨不久前走了)。

    不管怎样,我打算先配一把新钥匙,M顿时紧锁眉头,她向我透露说,已经有人交待过,她不能把大门钥匙交到我手里。我不想和她多纠缠。我不愿别人参与家里的事情,不给钥匙就算了,我直接去找爸爸要!

    “那不行!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他!”M狐假虎威地说。

    “为什么?”我惊讶了,“你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家的事情?”

    “不是我不给你钥匙,是有人交待安排了,我不这么做就别想在你家干下去,我家还有孩子等着我供养上学呢!现在合适的活儿不好找,我要是没工作了可怎么办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啊!”M又变得可怜兮兮的。

    我们一家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解决!我要等爸爸回来跟他说!现在我就打电话!M一个健步横在我面前,她用身子挡住电话说:“你别,别找你爸!这几天他工作特别忙!”

    “不让我给爸打电话我就去找他,我在门口等着,爸爸总有下班结束工作的时候!”M极力劝阻我,她说爸爸这些日子每天都回来得特别晚,我是等不到他的。

    我家怎会出现这等局面?这与我家一贯处理问题的风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隐约感到,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与爸爸自由沟通了。

    我冲动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从柜子里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进随身用的小挎包中。

    刚刚靠在床上松口气,M紧跟着走进了我的屋子,呦!你这是去哪里啊?我愣了一下,这是我的家,我去哪儿?

    “那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也有个交待啊!”对我来说,离开家只有回单位宿舍,可是M保姆对我的回答似乎不满意:“宿舍是临时休息的地方,你打算长住在哪里?”这话从何谈起?

    M瞪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站在我的屋子里不走,“你快说,你准备去哪里呀?要不然我没法跟你爸交待啊!”

    我能去哪儿?我是爸的亲生孩子,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的根就在这里!可M一步步逼问得紧,想想还是先出去逛一圈吧!“我去王府井!”“那不行!你能住在那里吗?你得去能住下的地方!”(逛王府井还得回家住)“住五六天的地方不行,要到能够多住一些日子的去处,最好能住十天半个月以上的!”

    我的眼前开始模糊起来。M又在我身边继续絮叨了些什么我已听不清,但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局面了!M此刻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一把打手板的尺子罢了!

    我不想靠家里,我自己能独立生活!在这样的激将下,正在犹豫的心逐渐坚定起来。我看了一眼小挎包里的东西,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衣,两三条换洗的裤子和几双袜子,还有从抽屉里随手拿出的手绢和一本爸送我的《马克思传》。在拉上拉链的时候,我的手有些颤抖。

    我惊讶地看到,M早已直挺挺地站在门口恭候,我家的大门第二次被最大限度地开到90度角,她如释重负地说:“你走好啊!你走好!”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走。我不知疲倦地走到爸妈带我去过的很多地方:王府井、台基厂、东交民巷、天安门,一直走到星星月亮望着我。望着远处宽阔的天,我的耳边响起了《拉兹之歌》:流浪,到处流浪……。

    那天晚上,我敲响了姨妈家的门。那时,他们一家正在艰难之中。

    家,没有了——搬离报房胡同

    一周之后,哥哥打电话告诉我一个简短的消息:咱们报房胡同的家已经腾空并要交回部里,你不要再去了。爸爸已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这个消息是由爸爸单位的工作人员通知他的。

    片刻我才缓过神来,不管爸爸搬到哪里,我得先回家收拾一下呀!我问电话那一边的哥哥:那搬家了怎么没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呢?哥说:“刚刚我才知道,这不是告诉你了嘛,你还想怎么告诉!”

    “那我这就回家,回报房胡同看看,收拾一下妈妈和我们留下的东西!”

    “回家?”哥哥笑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报房胡同的房子已经腾空收拾干净,交还外交部了,哪有什么家?你去找谁?你去看什么?房子是国家的,妈妈不在了,爸爸搬走,交回住房是按国家规定办的。”

    什么?报房胡同的家就这样没了?她和妈妈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海市蜃楼、像庞贝城,甚至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那爸爸住的新地址呢?”哥哥说,还没有通知他,目前只知道那是一个四合院,“这件事就这样了,没你什么事,就别问了。”哥哥在电话中叮嘱我:“一定沉住气把现在安排好,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宿舍,上下铺也是好的,否则你今后怎么生活下去?”“上大学的通知发了没有?上学前的准备做好了吗?你还年轻,千万不要沉沦下去!记住,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

    放下电话,我首先想到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号”一个相对稳定的铺位。在热闹的集体宿舍里,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安顿好一切,便骑着自行车一口气从北师大骑到西单,又骑到电报大楼。这里没有认识我的人。我停下来,再也不想忍耐,面向东方(我家住东城)放声痛哭。

    哥哥一家搬到北海后门那座小四合院里,一住就是8年。

    天凉好个秋

    1973年初秋,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9月22日之前报道。

    我早就计划好了,到天津上大学之前,一定要看爸爸一眼,和他道个别。

    这一天我很早就醒了,走过一段寂静的小路。大门打开了,里面出来的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工人王大叔,文革前曾在外交部宿舍做过后勤,当时和孩子们相处得很融洽。

    “太好了,王大叔,你怎么在这里呢?”王大叔朴实的脸上露出笑容:“部里分配我到这里做门卫工作的,好久没看见你了,你这是来……?”

    “我来找我爸爸,我想看看他。”

    王大叔的神色突然阴沉起来,“不行,你不能进去!”

    “你说什么?”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听力,不管怎么说,这里住的是我的生身父亲呀!我对他解释道,过几天我就要到外地读书,今天就是想看看爸爸,不会给他添任何麻烦,过一会儿就回单位。“请您先告我爸一声,他的女儿看他来了。”

    王大叔仍旧不同意,“上面已经反复交待过这件事,你不能进去!”他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布置下来的任务”。

    我惊愕了,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不管爸爸当官还是一介百姓,他是我的血肉之亲啊!几天没和爸爸见面,我怎么就成了笼外的鸟呢?

    可是,我还是要耐下心来说服他。我讲述了自己的近况,以及爸爸提出让哥哥搬家的经过。王大叔听罢,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原来是这样的!”王大叔要我先在门口等候,他马上进去问一下。

    正在胡思乱想,王大叔带着轻松的笑容走了过来。你爸爸让你进去,他说好久没看见你了,特别想你!这回我知道了,你爸对你啊真是没的说!

    走过葡萄架和几棵繁茂的大树,在客厅门口我站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爸爸的家”,我不知怎么摆正这样的关系。正在琢磨着,我一眼看到了父亲,他一个人坐在宽大的沙发中间,正笑眯眯地在等我。

    见我走进来,爸爸的脸上露出欣喜快乐的笑容,他的瞳孔里闪现出一道我早就熟悉的亲切目光,那是来自心底的光芒,是父母见到亲生儿女的欣慰和快乐——就像家长在校门口苦等着接孩子的感觉一样。

    和自己的爸爸交流用不着太多言语,我想这就是血肉相连的亲情。“爸爸”,我习惯性地叫了出来,“快过来坐吧”,爸爸招呼着我……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院子,直到身后的大门重新关上。抬头仰望天空,9月的天那样湛蓝,我像为出海远行的亲人送别一样,站在岸边默默地祈祷祝福。

    不知不觉我顺着熟悉的路又走到了报房胡同,站在老院子里,碰到老邻居,得知半个月前我家最后搬走的情景。搬家那天爸爸没有来到现场,妈妈的东西没有专人照料,也没有人再用,随便扔在地上和杂物一起堆放着,零散的东西掉了一地,小孩子们在嬉闹争抢着……

    听着这些,我垂下了头,无言以对这一切!我为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妈妈留下的珍贵纪念品而感到无地自容!

    多年以后,一位收藏家在拍卖会上买得一本签着父亲母亲名字的书,书中夹着一张母亲于1950年在莫斯科亲笔写给哥哥的明信片。还有人看到,在香港摩罗街(专卖古董旧物)有卖签有给乔冠华题字的名家的画。这些父亲遗留的文物是如何流落市井的呢?

    中南海西花厅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们家的孩子一定要称周总理和邓颖超为“周伯伯和邓妈妈”。

    这一切其实很简单。爸妈在周伯伯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哥哥就出生在重庆曾家岩50号。那时候,爸妈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工作,他们把孩子放在一个婴儿活动床里,谁有空就帮忙照看一下。周伯伯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总会照看一下“弟弟”(小男孩),哭了抱一抱,饿了喂一口。

    在一连串变故后,爸妈的老朋友曾到家中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哥哥说并不想干涉,只是想找邓妈妈谈谈,希望联系一下。不久,我和哥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邓妈妈已经在等候我们,她慈祥而和蔼,见到我们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随意。当邓妈妈得知我马上要去天津上大学时,她十分高兴地说,去天津上学好啊!我和总理都是在天津的学校毕业的,我们是半个老乡了!

    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总理的外事秘书挟着公文包匆匆走进来,他一边走向里屋一边对邓妈妈说,总理回来了。邓妈妈对我们说,总理非常忙,他刚刚下火车。

    正说着,只见周伯伯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他步履匆匆,神采奕奕的脸上稍带倦意,看到我们在座就说:“宗淮,你们先和邓妈妈谈谈,我一会儿就过来。”

    能见到周伯伯,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我暗自期盼着,最后能和周伯伯再见一面,听他说几句话。仅仅过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周伯伯就出来了。

    周伯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详细询问我和哥哥近期的生活与工作,哥哥如实谈了心中的困惑和想法。周伯伯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走自己的路,不要靠家里,父亲的事情随他们去。

    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周伯伯一字一句庄重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在这里,我好像又回到了亲人身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每逢佳节倍思亲

    转眼国庆节到了,我放假回到北京,住到了大姨家。我从天津买回10斤水果糖,一份给表姐表妹,一份给哥嫂,还有一份我想送给爸爸。这是我用自己挣的钱给爸爸买的第一份礼物,可是我却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见到他了。望着周围家家团聚的景象,爸爸的身影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里。

    我很想看一眼爸爸!可是怎么能见到他呢?我再不干上次那样的傻事了。我喜欢自由自在地和爸爸来往,我不愿见父亲像见首长,更不想惊动门卫。

    节日的上午,我悄悄把带给爸爸的糖装到书包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爸爸住的胡同口。过去爸爸大都在9点左右出去参加活动,现在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伸长了脖子向他住的方向张望着,希望爸爸高高的身影能够出现在胡同口。

    时间已近中午,爸爸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这样的等待似乎有些痴。我默默从书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轻轻撒落在路边:爸爸,我来看过你了!

    节日的晚上,大姨拿出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送给她的原版唱片《老人河》请我听。唱片机里旋转出那宽厚低沉的男低音:“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却总是沉默……你滚滚奔流,总是不停地流过……”

    一种沉静的感觉在我的周围蔓延开。

    重新走近父亲

    1979年一个周末,一位老同事约我去她家坐坐。老同事关心地问我:“去看老父亲了吗?你一定要去看他,他现在需要你!”提到家和父亲,我深深低下了头。

    我岔开话题:“说点别的什么吧!”

    “不,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父亲,这也是很多老同志们的建议。”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当然想看自己的爸爸,这还用别人说吗?可是我怎么进他现在的家呢?

    “我去过,可是……”可是我怎么说呢?怎么能一语道清其中的酸甜与苦辣呢?

    老同事笑了:“你和爸爸之间只有父女情!一个人再婚几次也永远是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谁都明白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去看看老父亲吧!现在他需要你。记住!在女儿与父亲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你和爸爸两个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父女之间就这么简单,任何诠释都是多余的。

    我一个人敲开了那扇大门,又走到了爸爸的身边。

    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也没有忘记

    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靠在客厅的躺椅上抱着喜爱的老古书静静地阅读,这是他最大的嗜好。

    初秋的一天,我去看望爸爸,我坐在他身旁,照例问候他的身体,那天我穿了一身咖啡色套服,爸爸望着我似乎认出了什么:“这是你妈妈的衣服。”他的眼中闪烁着亲切的神情,“咖啡色带小格子的,这是用我们去巴基斯坦访问时当地人送的一块毛料做的,你妈妈回国后做了一套衣服和裤子,还乘下一小块料子没有做。你妈妈很喜欢这身衣服的颜色和图案。”

    我惊奇地瞪大眼睛望着爸爸,那时我早已为自己定好一条规矩,在这里决不主动提与过去一切有关的话题。妈妈去世后,我曾和爸爸相依为命,至少我主观上是这样认为的,可现在,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已物换星移几度秋。

    在爸爸面前,我说不出假话,听到他主动提起妈妈,我顿感意外,便惊奇地看着他说,你身体不好就好好养病吧!还提我妈妈干什么呢?再说,你现在生活得挺好,这里的住房大,条件也比咱们家强,我妈妈也不在了,过去的一切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爸爸悄然望了我一眼,便自顾自地深深陷入了似乎遥远的回忆之中:“那一年,总理和陈老总到东南亚访问,我和你妈妈都去了。巴基斯坦是一个古老美丽的地方,当地盛产棉花,我们参观了那里最大的一家纺织厂,主人非常热情,他们送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份小礼品。我们收到了这块衣料,你妈妈特别高兴,我记得十分清楚。”

    听到爸爸深情的回忆,我疑惑地眯起了眼睛:“已经过去那么久的事情,你还都记得吗?你还记得我妈妈?”许久我们没有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凝视着窗外的缕缕浮云,爸爸的神态变得庄重起来,他充满思念地说:“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去的每一天都装在我的脑子里,我从来不会忘记。”

    听了这番话,我睁大了眼睛,望着父亲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我们在一起默默坐了许久,我和爸爸谁也没有再说话,仿佛此刻妈妈就在我们身旁,仿佛此刻就是地老天荒。

    (摘自《乔冠华和龚澎》,乔松郁著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定价:46.00元)

(原标题:书摘)

返回首页
相关新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