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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首先是翻译家

2008-10-19 23:45
一生与三种势力对话 鲁迅首先是翻译家

只有和鲁迅译介的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我们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对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来源也可以领略一二。可惜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漠视了此点。鲁迅形象在大众那里一直是半个脸面。而我们的媒介却说:看哪,鲁迅就是这个样子。

不看鲁迅译文集,就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

鲁迅的译文著作有三十一本,三百多万字。数量比他的杂文集和小说集加起来还多。在短短五十六年的生涯里,他为世人留下的译文实在是多的。我曾经说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这是从他的译文和创作的比例而言的。实际上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在翻译、编辑出版上,写作不过业余的偶得,并没有把创作放在首位的。可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认识一直是颠倒的。原因是难以看到或知道他的译作,说起来真是一件错位的事。

认识一个完全的鲁迅,不能不去读他的译文著作(当然古籍整理与绘画研究也包括在内)。只有和他译介的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对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来源就可以领略一二。可惜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漠视了此点。鲁迅形象在大众那里一直是半个脸面。而我们的媒介却说:看哪,鲁迅就是那个样子。

在这个意义上说,世间多么需要一部新的鲁迅译文全集。

新旧版本之异同

历史上大规模地出版鲁迅的译文集只有两次,一是1938年的首版《鲁迅全集》,二是1958年的十卷本《鲁迅译文集》。此后五十年间,没有专门再版过。一般的读者很少关注译文在鲁迅世界的位置,五十年间,鲁迅研究专家讨论译文者亦为数寥寥。今年鲁迅博物馆编辑的新版《鲁迅译文全集》,是目前收集最全的一个版本。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开始留意起来。朱正、孙玉石、钱理群都以为此次大规模地出版译文著作,可以丰富学界对鲁迅的进一步认识,所以著作一出版,读书界的议论蜂起,相关的话题也凸显起来。

新版的译文全集主要体现了原版的面貌,增加了新发现的文字,也把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社删掉的作品增补进来。单行本和散篇分别按初次出版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校勘以译作首次发表或初版本为底本,译者的附记、出版广告都附在相关译作之后。除保留初版本插图外,适当地增加了相关的图片资料。鲁迅当年在书中附录的英文作品,此次也翻译成汉语。从中能总体看清先生劳作的历程,可以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大概没有问题。

鲁迅译文不被看好的原因

不妨说,鲁迅的译文集是个五光十色的所在。异域的风采和思想的深切,形成一种力量。这里的文字不像译者杂文那么随心所欲,可是也有多种文化对撞时的快感。鲁迅苦苦在中文与日文、德文、英文里寻找对应物,于是形成一股新风,阅之有爽目之感。你于此可以感受到他运用语言的天赋,以及斟词酌句的良苦用心。有的似乎他个人意识的表达,也仿佛是借着别人的嘴在说些什么。总之,它们已成了其思想的一部分。

五十年间人们对他的翻译的漠视,想来有很复杂的原因。一是所译的作品多是隐曲的灰色之作,与社会主流文化隔膜。1958年的《鲁迅译文集》的编辑说明指出,“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变为有害的东西了”。于是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物的文章就被抽掉了。尼采的文字竟遭批判。也有学者说鲁迅思想里有虚无的东西,译作不乏小资产阶级的遗绪。言外不过转瞬即逝的旧物。

鲁迅译文不被看好的另一个原因是,译笔苦涩,难以卒读。从梁实秋到李敖都是这个看法。澳门有个学者还专门著文论述鲁迅句法的不通,直到现在微词不绝。这是个学术理念的问题,涉及到严复以来翻译理念的诸多难点,直到钱钟书这一代依然看法不一,大家有各自的眼光也无可非议。但鲁迅的只“信”不“顺”的译笔伸展着另一个主题,只是不被世人明了罢了,他也因此成了少数派,影响了大众的阅读。那本《死魂灵》,后来就没有多少人看,引用这个版本的人甚为寥落。

鲁迅重翻译的原因:汉语在主奴关系里浸泡太久

不过鲁迅自己却有相反的看法,他倒觉得,自己写的小说与杂文,其实不及所译著作有意义。小说、杂文所写的不过现实的黑色与内心的灰色,是速朽的东西,而他引介的小说、随笔乃至学术著作,却闪着别一世界的灵光,可以祛除内心的寒气,对国人的阅读殊为重要。1927年,有人推荐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却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自己的创作不行,和所译的作品《小约翰》那样的书比,有一定的距离。

这能够看出他重视翻译而不看好自己作品的真实内心。在他看来,要有新的文艺,没有别的路,只能拿来域外的艺术。汉语在主奴的关系里浸泡太久,现代理念下的个体化的文字或许可以置换这种病态之语。鲁迅甚至认为,废除汉字,走拉丁化的路,也并非不是一个选择。

因此他把大量精力用到翻译之中,而且十分庞杂。理解鲁迅的所有译文不是容易的事。由于语境和时代背景的差异,我们要揣摩他的心需有诸多的耐力。他选择的对象有时也匪夷所思,三十几册的书,思想斑驳,艺术多样,文体各异。和他的杂文丰富性来比,毫不逊色。

没有与外国艺术的碰撞, 就没有鲁迅的诞生

新版《鲁迅译文全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画卷。鲁迅视野里的外国思想与艺术,在此折射了大半。译者涉猎的域外话题极其广阔,最初是科幻小说,科学史,后来是尼采与裴多菲的作品。不久被安德烈夫、迦尔洵所吸引,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在他眼里占了很大的分量。在他的同代人的翻译经历里能看到,许多人是以大人物的作品为对象,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颇受青睐。鲁迅不是这样,他所译介的都是小人物的作品,爱罗先珂、阿尔志巴绥夫、有岛武郎、片上伸、理定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都有限。鲁迅译介他们的文字,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他感到这些对自己有趣,可以唤起一种内力的喷吐。而且这些作品多不是对一种目标的渴望,而是对自我更新的可能的思索。那些外来的作品多少是反省本民族痼疾的,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许多他喜欢的作家,都是思想界的斗士。在精神的高度和艺术的水准上,确有不凡之笔。

大致看来,他译介的作品有以下几类:一是短篇小说(包括童话、科幻作品),二为随笔,三是美术史著作,四是美学专著,五为长篇小说,六为剧本。不过他藏的外国著作很多,像考古报告、哲学专著、电影评论、史学理论,都没来得及动手去译。但这些思想对他的暗示毋庸置疑。他一面翻译,一面结合中国的实际发表言论。比如他介绍日本青野季吉《关于知识阶级》、《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后,就发表过关于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阶级的讲演。自然,比青野季吉更具体和深入,但看法大概从这位日本人那里来的吧。他的批评左翼作家的轻浮浅薄,也受益于日本学者的体味。在译了《出了象牙之塔》后,他也说,作者对日本社会的攻击,简直也像在说我们,而可惜,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厨川白村那样的作者。在推出《小约翰》后,直接催生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后者是借鉴了前者的意象的。我们不看这些译作,就不能了解一个全面的鲁迅。实在说来,没有与外国艺术的碰撞,就没有鲁迅的诞生。

鲁迅的审美意识不是嫁接在西方艺术大师的躯体上的,而是来自普通的、无名的、很有个性的作家的暗示。他以为那些显赫的大师多是“完成时”的人物,中国需要的恰是“未完成时”的艺术,因为我们就正在“未完成时”的阶段。而“未完成时”就意味着有多样的可能。鲁迅思想与艺术有时就蕴含着诸多可能性。你看他关注的迦尔洵、格罗斯、比亚兹莱、蒙克,都是颠覆“完成时”的固定模式的艺术家。他们的思想流淌着,不断穿梭在意识的波光中,不像湖泊那样凝固着。只有奔走的艺术才是活的艺术,躺在象牙塔里的鸿篇巨著,在他看来是半死的存在。中国需要腾跃的文字,而非僵硬的死文章。他所引来的作品,不是这样的。

鲁迅一生与三种势力对话

纵观一生,他一直和三种势力对话:一是旧有的文明,整理汉画像和乡邦文献是个证明;二是和当下的中国对话,这有那些杂文为例;三是和同代的洋人对话,三百多万字的译文能诠释些什么。在这些对话里,外来思想和诗情,给他的刺激尤大,因为那是中土里没有的东西,它们能催生出新生的思想是无疑的。他有时战胜环境的压迫,靠的就是洋人的外力。比如在教育部工作时,有感于中国教育理念的陈旧,遂翻译了上野阳一《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对知识界是个不小的触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代,他为了弄清俄国文学理论的根本点,便亲手去翻译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著作。当新文学进入困难的时期,他从捷克、爱尔兰等国的文学史里寻找参照,就译过凯拉绥克《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和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为了弄清法国左翼作家的环境,他介绍纪德的《描写自己》。他浏览的作家很多。除了俄苏、日本外,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荷兰、美国的作品他都曾涉猎并译介过来。

思想审美的反常态带来译文的反常态

在与这些作品相逢的时候,其实是拷问着自己。用他的话说是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中国旧的文学奴性过多,士大夫者流只会说着空洞的自慰的话,全与真的人生无关。鲁迅所介绍的作品,几乎都是心灵深处的喷吐,或直面现实,或拷问内心,显出精神的深。而且他绝不以士大夫的口吻叙述和转述对象世界的思想,一直试图转化出新的语序和新的逻辑表达方式。越到晚年,他越自觉地和自己旧的表达习惯相背离,译文也越苦涩难懂。他试图创造出严明的语句,希望以此增添汉语表达的丰富性。这是他一生最悲壮的语言试验,梁实秋、李敖攻击他的语言不通,完全用的是常态人的逻辑。而鲁迅在思想和审美上,向来是反常态的,因为恰恰是非常态的存在,可以超越人的感觉阈限。鲁迅是个向极限挑战的人,创作如此,翻译也如此。他的这个特点世人多不理解,其译文寂寞于世,不知是先生的不幸呢,还是我们的不幸。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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