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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无用人不做无聊事

2008-10-19 23:45 来源:青年报

    【编者按】“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这话乍一听有点荒谬,可是如果您看到今年面世的厚厚8卷《鲁迅译文全集》,多少会理解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说。

    如今,无论是学院研究,还是大众阅读、网络讨论,鲁迅依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思想资源。他的译作在绝迹多年后重见天日,是不是又为我们理解他、理解历史、理解中国增添了一条别样的道路呢?

孙郁(图片来源:竞报)

    人物简介

    孙郁,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两个中年人,一部童话

    应该是从1926年7月6日起吧,大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下午,北平中央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的一间小屋子里,都会出现两个45岁的中年人,冒着汗,喝着茶,热烈地讨论如何翻译一部叫《小约翰》的童话。它是荷兰人望·蔼覃写的,但那时候简直没什么人懂荷兰文,所以他们依据的是德文本。

    这对朋友中,有一个身材瘦小、蓄着胡子的人,他住得不算远,就在阜成门内的一个小院。夜里,他会坐在一间另搭出来、俗名“老虎尾巴”的小房子里,伏案看啊写啊。书桌上方,挂着他上个月买来的一幅素描,《五个警察一个0》,画的是五个警察殴打一个孕妇,粗糙的线条里含着热情和才华,也显示着买画人独到的眼光。

    那年9月,小个子跑到厦门去教书了。也许是因为被《小约翰》激起了童心,9月18日,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关于童年、自然和教育,不但意思和《小约翰》有某种暗合,还有意无意地用上了德文词,“Ade(再见),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和木莲们!”

    显然,这是鲁迅,以及我们从小都要学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告诉我应该把它和《小约翰》联系起来的,是孙郁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

    如今,阜成门内的小院,早已扩大成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那几间留下过主人足迹的房子,挤在角落成了文物。幽暗森凉的“老虎尾巴”里,司徒乔的《五个警察一个0》还挂在老地方。只是房间没了人气,就散发出故居特有的寂寞、不真实的气味。孙郁先生向我介绍着屋内的陈设,惟有他的话语,是热情明快的。

    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住在这里,除了写下《野草》等名篇,还翻译了日本人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在齐寿山帮助下译了《小约翰》。

    “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当年,孙郁先生一语惊人,招来许多反对之声。和他格外看重鲁迅译作有关,也和学术界的呼吁有关,《鲁迅译文全集》8卷,终于是由他主持,动员全馆力量,编辑出版了。首印800套,一售而空,如今正要加印。

    鲁迅通晓日文,可以阅读德文,他一生写下600多万字,其中近一半是译作。他的译文,虽然曾部分收入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版的《鲁迅译文集》,但毕竟已绝迹多年,常人难觅。何况,这个新版本,辑录最全。《鲁迅译文全集》的面世,为阅读、研究鲁迅铺开了一条新路。

    这是一件默默无闻的好事。

    这,也是我采访孙郁先生的缘起。

    ■“恐怖”的开端,“无聊”的十年

    北京跑文化的记者,对孙郁先生大体不陌生,他本是一位前辈同行,有着宽厚热心的好口碑,只是记者当成了学者,编版改成了编书。又或者,他本来就属于鲁迅研究界,报纸只是他人生中一个意外收获。

    采访他,比较困难的是,怎么才能让他把话题从鲁迅身上移开。他对许多人感兴趣,写过很多东西,有关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唐弢、孙犁、沙飞等等,手头正在做的,是张中行的评传。他的个性似乎并不排斥闲适和逍遥,但他的研究写作、他的精神世界又显然是以鲁迅为中心的,其他人像是被辐射到的。

    像许多同辈人一样,他对鲁迅的热爱,在少年时就已注定。

    孙郁出生在大连,“文革”期间曾在辽宁的复州城上小学。“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古城,我后来去平遥,嗬,这不是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一样吗?可惜现在都拆掉了,没有了。”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他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印象很“恐怖”。

    “我妈妈在中学教书,一个老人特别好,让我帮忙整理学校图书馆里封资修的书,他是高度近视,看不见,我就把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什么的,全都搬回家了。我父母都被抓了,也没人和我玩,就在家看书。我看的第一本有关鲁迅的书,是朱正的《鲁迅传略》,然后看《呐喊》、《彷徨》,看不懂,就觉得害怕,觉得他写的那个S城跟我们小城太像了。”

    不过,恐怖感会消除。高中时,他对鲁迅就“迷得不行了”,插队时,则开始系统阅读。他的道路还算平顺吧,念大学,读硕士,到北京工作。

    他第一次到北京,没去天安门、故宫,先奔了鲁迅博物馆。而他真正在这里工作,则是1988年了。不过,那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始:

    “原来做研究没感觉,最初看钱理群他们的东西,觉得太好了,我都不敢写,而且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不过慢慢地也就开始了,1993年出了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而真正想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到报社以后了。”

    孙郁这样描述《北京日报》的10年:

    “编副刊一个月一两块版,很快干完了,也不像别的记者可以跑口,大量的时间,干吗呢?别的也干不了,无聊,时间总要填满。就看鲁迅。

    去报社的时候本想做当代文学批评,后来发现没什么可批评的,当代文学没意思。报纸有大量的来稿,也没意思,真不如看鲁迅。就当玩吧,但万万没想到又回了鲁博。”

    从1992年到2002年,他“无聊”出了《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好几本书。要真是“无聊才读书”,这种无聊也挺让人羡慕的。

    在一位报社同事的记忆中,“孙老”是个热心人,一起共事以及被他领导都没压力,很舒服。“谁家里有什么事了尽管派活儿给他”,总是“行行行我来吧”,是“堵炮眼”的角色。而且,他还老是跟大家道歉,成天说,“我对不起大家,我太笨了,我不懂得幽默。”

    原来“孙老”很懊恼自己没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倒是很爽朗,只是,那常常是谈论鲁迅、意兴飞扬的时候。


■趣味细腻的《十竹斋笺谱》,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老在别人的影子下,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事

    2002年,绕了一圈,孙郁又回到了鲁博,慢慢地,从副馆长做到了馆长。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做研究、写书了。

    这个通常对研究者才存在的博物馆,渐渐地有了一点响动。研讨会、普及性的展览和讲座,有关王小波的,有关汪曾祺的,最轰动的,自然是他请了陈丹青来讲鲁迅。“办讲座,先讲我自己喜欢的作家。”他呵呵地笑。

    馆内的藏品、鲁迅的手稿和条幅送到外地去展览,得派三个人盯着,“我怕调包,现在有些仿制品跟真的一样。责任太重大了,全是一级文物,要真丢了,我就进去了。”

    他想为鲁迅的藏画办个展览,但希望能和其他机构合作,“来我们这里的观众,还是少。”不过他一点也不希望鲁博变得人山人海,“喜欢鲁迅的铁杆毕竟是少数。鲁迅热总是不正常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就应该消失。”

    如今的鲁博,每天的参观者大约100人,有一系列的免费措施,一年的门票收入是3万来块。有中央财政拨款支持,日子虽然一般,但也过得下去。“馆里发工资没问题,但大家的奖金就要靠出租房屋了。”

    做了馆长,他首要的任务就变成了找钱。可一旦有空,他还是会钻进守卫森严的地库,那里有鲁迅的一万四千多册藏书。“日文书、德文书是没办法了,但我希望这一生至少能把他藏的中文书读一遍,弄清楚他到底看过些什么,他的知识结构是怎样的。”

    “书上会有批注吧?也是研究的线索。”我很羡慕孙郁的“近水楼台”。

    他立刻来了兴致:“没有,什么都没有!鲁迅这人洁癖,书都包上皮,崭新的,跟没看过一样。”

    他带着我走进版本库,很平常的一间屋子,堆满了书柜,里面是各个时期鲁迅著作、译作的不同版本,用深蓝色的函套仔细包裹着。其中不乏极珍贵的版本,像发行量很小的鲁迅、周作人早期译作《域外小说集》的初版。“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书全国也没有几本了,我们能藏到五六册之多。”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介绍道。

    明代版画集《十竹斋笺谱》精美之极,是1934年鲁迅和郑振铎一起,以“豆花拱版”翻印的,那些细腻的图案,摸上去都是有凹凸的。这门技艺也快要失传了。“鲁迅身上,也有传统士大夫把玩的那一面,可他从来不张扬,都是暗藏着,化到文字里,他的杂文,即使是金刚怒目的,也有细腻的趣味,非常好玩。现在的人写杂文哪做得到?”就这样,每一件宝贝,都会引发孙郁的一番感慨。

    整日周游在鲁迅的世界里,孙郁对自己的研究似乎并没有更大的期许。“译文全集我们做了,以后还要整理鲁迅收藏的书籍、图画、拓片、考古报告等等。鲁迅的知识结构我们还没弄清楚。我们以前普遍描述的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还需要描述作为翻译家、收藏家、美术鉴赏家的鲁迅。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基础工作,如果各方面声音都能出来,包括日本、韩国的,那么年轻一代在这些材料基础上可能形成一些新的发现。”

    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著作,认为是在重复自己,说是“上了鲁迅的当”:

    “老想用那种语言来写,所以比较做作,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老是在别人的影子下,成了这样话语方式的一个奴隶。”即使自嘲,他也笑得爽朗,“这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事。”

    知道自己的限度,又肯于做事,我想,在文化界,能兼具这两面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孙郁是属鸡的,2005年,他写过一篇小文章作为本命年的新年寄语。那里面,杂着鲁迅特有的词汇,但他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

    “自知不能成为有用之人,也尽量别做无聊之事。人不一定要去成圣,但大概应懂得不做伪士。被看成‘家鸡’平平常常地存活,那也不错。”

    那还真是不错。


■《域外小说集》、《小约翰》,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孙郁谈《鲁迅译文全集》

    ■鲁迅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学者研究一辈子鲁迅,都没有读过译文集,我说你们这有问题啊。想知道鲁迅思想来源,一是看他的藏书,二是看他的翻译。刺激他思考的,一是看外国的原文,有感想;一是看报纸,是现实新闻的刺激。最简单的,像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都觉得这个句式很妙,其实是转化外国人的句子。我们常说鲁迅这么聪明啊,其实和翻译有关,他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翻译。这是他那代人的特点。

    我为什么对鲁迅的翻译感兴趣?我上世纪80年代到鲁博,有人告诉我,要了解鲁迅的知识结构,这个对我影响特别深。我原来觉得鲁迅神一样,后来觉得他不是了,他是消化了外国的思想,转化成自己的。他的小说也明显受到迦尔洵、安特莱夫(今通译安德烈耶夫)的影响。

    顾彬(德国汉学家)为什么佩服鲁迅,说中国现在的作家不行?他看鲁迅藏的书,卢卡契的、巴别尔的,完全与时代同步,鲁迅上世纪30年代就说巴别尔是世界性的作家,眼光太厉害了。我们中国当代这样的作家有吗?没有吧。

    ■现在的鲁迅是被中文系塑造的

    从译文集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来源、思想变化、知识结构,甚至日常生活。

    鲁迅的思想不断前进,每年写一本杂文,翻译一到三本书。他的日常生活是,看外文,翻译,翻译累了看报纸,写杂文。我说他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研究界说我胡说八道,我说我是认真读了他的翻译和日记后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的鲁迅是不真实的,是被中文系塑造的,说他是搞文学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鲁迅在北京大量的时间是搞收藏、抄碑、藏画、买文物。我们得还原鲁迅,翻译版税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他给很多年轻人校译稿,扶植了一批译者。他参与的杂志,几乎都以翻译为主体。

    ■改造汉语,堂·吉诃德战风车

    为什么鲁迅的译文长期不受重视?我想,一是因为鲁迅的翻译没有他的创作影响大,二是因为他后期翻译的风格让人望而却步。

    鲁迅前期的翻译,我认为很好,像他译的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等,而后期翻译的《艺术论》、《近代美术史潮论》、《死魂灵》等等,就开始佶曲聱牙,不好懂了,梁实秋骂他死译。我觉得鲁迅是典型的堂·吉诃德战风车,他觉得中国的语言表达不周密,是诗化的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他就硬译,原文什么样,翻过来就什么样,连句子结构都一样,他认为这样人的思维会严密,会有逻辑性。他想改造中国的语言,他也有个经验,就是汉魏的佛经翻译丰富了中国语言,他觉得,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啊?他是一个文体的实验家。

    我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他是完全可以做到信达雅的,他译爱罗先珂的童话《桃色的云》,漂亮极了,非常温润流畅,但后来,他就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和表达极限挑战,最后失败了,造的一些词也死掉了……他在小说、翻译上都是个实验家。能够理解他这一点的人很少。

    ■没有能力给译文全集做详细的注释

    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收了译文,但不全;1958年的《鲁迅译文集》也删掉很多,比如有关托洛茨基的,托派那时候是个忌讳。我们的译文全集还是以这两个版本为基础,又从当年的刊物里增补了一点,做了简要的注释。

    详细的注释我们注不起。当年《鲁迅全集》是举全国之力来注释,再也不可能了。我们没有财力,人力也不行,我们没有懂德文的,懂日文的有,但对日本文学的了解也不行。


孙郁

    孙郁谈鲁迅研究

    ■庙堂鲁迅与民间鲁迅

    这十年来,鲁迅研究回到了个体化的状态,和社会主流没有什么关系了。摆脱了外在的干扰是好事,但学者的研究不跟当代社会发生关系,也是一个悲哀的事。我们的《鲁迅研究月刊》,每年收到大量学术论文,个别的有闪光的思想,但很多是学术规范性的操作,为了职称,为了研究而研究。

    现在也有民间的鲁迅研究,像“范跑跑”就是一个,他寄过许多文章给我们。还有一些中学语文老师,他们每年聚会,他们是“民间鲁迅”,蔑视我们这些“庙堂”里研究鲁迅的,这也有他的道理。他们的研究不可小视,他们都是在社会基层,鲁迅已经转化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话语方式没有进入学界,这是个问题,其实学界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来研究鲁迅

    现在一说研究,就是大学和研究室,拿出正襟危坐的样子来,其实鲁迅的话语方式恰恰就是要颠覆当前大学的话语方式,我们是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叉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说他是什么什么家,他一生要颠覆的就是这个东西。鲁迅把生命看作一个过程,是条河流,不断流淌,他的思想每年都在发展,他的话有严密的逻辑,又总是有前提,从来不把话说死。比如有人向他咨询要不要结婚,他说,年龄大了得结婚,但是结婚有结婚的问题,不过你不结婚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你还是结婚吧。他对革命对社会也是这样,要行动,但是你内部有问题了我反抗你。而我们研究鲁迅的人呢,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个反封建的斗士……我们追加的所有概念都是他反对的。

    鲁迅研究很难进步,这个学科不成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都是阿Q,我们的话语都是鲁迅当年要颠覆的东西。

    ■你跳不过他,就没法把问题说清楚

    我都不敢写鲁迅,我觉得我那套话语就是他当年诅咒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比较理想的研究是什么样,我觉得就是你去感受他,用心去理解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你说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概括鲁迅的精神哲学?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语言、一个方式来进入鲁迅的世界。

    这不是把他当神。就像跳高,布勃卡跳那么高,你后来人就跳不过。你跳不过他,就不可能在另一个层次上把问题说清楚。我们都是侏儒,鲁迅是巨人。

    ■网络讨论普遍没有历史感

    网络上喜欢鲁迅的人也很多,我特别愿意看他们怎么争论鲁迅,比如鲁迅和日本人的关系啊,他的婚姻生活啊,通过这个能看出年轻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比我们潇洒多了。

    但是网络讨论普遍的问题是没有历史感。比如有人看不惯鲁迅晚年身边有好多日本人,现在的人就不知道,那时代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都是底层的反抗者,我们现在是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讨论问题,不了解那时的语境,那就大话西游了。今天网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这样。(远道)

(原标题: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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