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冰心交往密切的男作家

世纪小女子，谈笑有鸿儒

青年文摘绿版2008年10月·名人轶事

冰心与胡适

    1919年，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一位“冰心女士”。这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署名为冰心的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冰心”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接着，短短四年间，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近50篇，诗380余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与《春水》。

    “冰心”很快名声大振，这一时期，大家还不知道“冰心”就是燕京大学的女学生谢婉莹。冰心说：在燕大时，大家只知道她叫谢婉莹，那时大家都看报纸、杂志上登的冰心女士的文章，人人称羡，可不知道就是她。老师周作人讲新文学课时，还把冰心的作品作为范文来分析，说现在文坛上流行“冰心体”，却不知道冰心就是他的学生，正坐在教室听讲呢!

    问她为什么要保密，冰心嘿嘿笑了，缓缓地说：“那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写东西的人很少。而我念的是理预科，数、理、化成绩都很好，一心只想学医……因为胆小，怕人家笑话，就取了个笔名‘冰心’。这一写，写滑了手，这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

    胡适知道谁是冰心，而且是冰心夫妇订婚时的证婚人之一。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校长楼结婚，证婚人是校长司徒雷登。

    婚后不久，冰心再次来到燕京大学校长楼，参加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的活动。触景生情，冰心提议将校长楼命名为“临湖轩”，大家一致称好，并请在场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了“临湖轩”三个大字，事后制成匾悬挂在大厅。

    “临湖轩”有了名字，那么这个“湖”呢?大家争执不休，钱穆灵机一动，建议称为“未名湖”。

    1949年8月，时在日本的冰心写信给胡适说：“文藻还瘦，还忙，不过精神还好。小女宗黎高了一点，多说了几句日本话，她从来不记得北平，因为她八个月就离开了。但她口口声声要回北平去，说想哥哥姐姐，想祖国，我不知‘祖国’两字，在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是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也反映了冰心一家与胡适私人关系的亲切。其后，冰心不宜谈胡适，胡适也不宜谈冰心。直到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之际，冰心才撰文首次向新中国的广大读者公开谈论胡适。她说：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

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

    冰心和梁实秋最初是以文敌相见。1923年7月，也就是梁实秋即将赴美国留学前夕，他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两部小诗集进行了批评。

    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经许地山介绍，冰心认识了梁实秋。可能是冰心没给梁好脸色，也可能是因为自己“骂”过冰心，梁后来说，冰心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五四青年都有一种英雄气概，谁怕谁呀，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经典对话：梁实秋问冰心去美国修习什么专业，她简短地回答两个字“文学”。然后问梁实秋学什么专业，他回答说“文学批评”。他们的谈话到此打住，连“半句多”也没有。

    梁实秋与吴文藻是清华的同班同学，冰心在船上开始与吴文藻谈恋爱，与梁实秋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梁实秋是个大才子，还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特别是很讨女人喜欢的人。冰心与梁实秋很快就化“敌”为友了，他们与几个相好的同学在一起海阔天空，谈笑风生，还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文学壁报，题名“海啸”。

    1925年3月28日，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公演英语的中国传统剧《琵琶记》。剧中，梁实秋饰男主角蔡中郎，冰心饰蔡中郎的新欢宰相之女，另一女学生谢文秋饰蔡中郎的发妻赵五娘。三人中只有梁实秋以前演过戏。但才女毕竟不同于一般人，在舞台上有板有眼，别有情趣，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牛津大学读学位的许地山知道后，立即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还调侃梁实秋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后来，谢文秋与朱世明订婚，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927年5月至8月，已婚青年梁实秋以“秋郎”为笔名在《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上发表了百来篇小品。

抗日战争时期，冰心夫妇和梁实秋在重庆相聚。梁实秋没有带家人来重庆，而是和同学合买了一处住房，题名为“雅舍”。

    1941年，一群文人在“雅舍”为梁实秋的生日摆“寿宴”。宴后，梁实秋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簿册上题字。冰心略加思索后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时，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大为不满，都叫着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于是冰心说：“稍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着笔锋急转，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抗战胜利后，吴文藻被中国政府派往日本工作。冰心跟随夫君也到了日本，并成为东京大学第一个女教授。在日本，冰心得知梁实秋正在收集各种版本的杜诗，就不惜高价帮他买了日本的版本。后得知梁实秋去了台湾，立即给他写信，让他办理手续前往日本，她和吴文藻将为他一家安置在日本的生活。这份友情让梁实秋极为感动，终生感激。1951年，台湾纷传吴文藻、冰心夫妇双双自杀。梁实秋在台湾听到消息后，写了悼文《哀冰心》。1968年，台湾再次盛传“冰心和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梁实秋又写了悼文《忆冰心》。

    1984年，梁实秋的学生胡百华与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一起拜访了冰心。他们把梁实秋与第二个妻子韩菁清的照片送到冰心手中时，冰心指着照片上年轻漂亮的韩菁清说：“他这一辈子就是过不了这一关!”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梁文茜对冰心说：“父亲去世时一点痛苦都没有，您不要难过。”“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啊!”冰心怀着深情写了《悼念梁实秋先生》，接着又应约写了《忆实秋》：多么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对我说她父亲可能最近回来看看的时候，他就在前一天与世长辞了!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庆作过一首嵌名诗：“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素园指作家韦素园，其他三人均为原名。这是一种游戏诗，但也极富深情、深意。

    冰心是被宋美龄以“同窗学友”的名义亲自邀请到重庆来的，本有政府安排的住宅。冰心工作一段后，觉得不适应，就千方百计地辞了职，继续从事自由写作。就在歌乐山的半山腰购买了一座土坯房，也就是“老舍”。虽然是平民住宅，但环境甚美，严严实实地被松树林包围着，树林中依稀夹着一些竹子，称得上“素园陈瘦竹”。这处“素园”浓阴蔽日，密林挡风，冬暖夏凉，还可远眺嘉陵江，冰心很喜欢，就把这幢房子命名为“潜庐”。

    与冰心大不一样，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勤奋创作外，老舍还要联络各方，组织各种活动，并上前线采访和慰问将士。仅1939年下半年就先后到了五个战区，行程两万多里。

    为了工作，也为了友情，老舍经常来冰心的“潜庐”，喝了酒后就躺在走廊上的帆布床上休息，惬意极了。在极其繁重而且充满激烈斗争的领导抗战文艺的岁月里这种时光更为难得，老舍自然要“谢”冰心了。

    冰心难忘这段愉快的日子，她在1987年12月写的《又想起了老舍先生》中说：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对上述情景有更具体的记述：平时，冰心管教孩子甚严，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按粒数的，比如，每次每人只能吃5粒，老舍一到，全放开了，“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但孩子们还是要问母亲：“我们能吃多少?”冰心说：“两个!”这时，老舍就插话了：“不行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有一次，孩子们居然与老舍讨论起老舍的作品来。孩子们问，为什么您的书中好人都姓李?老舍则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做好人，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

（郭幸雯摘自《巨人的幽默》，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