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李超时

李超时(1906-1931)

李超时，原名李振华，1906年2月出生，江苏邳县人。 1926年，李超时离开学校奔赴武汉，并于当年12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他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叛军的战斗，战斗中能打善战、机智勇敢，受到恽代英的赞扬。李超时历任共青团徐州地委学运委员、学委书记，中共邳县特别支部书记，中共东海县委、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通海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兼政委，中共江苏省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省委巡视员等职。1931年6月，李超时到徐海蚌地区巡视工作，和爱人吕继英一上火车就被特务盯梢，在镇江下车后被盯梢的特务截住，软禁在镇江轮船码头万全楼旅馆内。在敌人的刑庭上，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张文生，敌人严刑拷打，也没能使他屈服。后敌人把他押解到镇江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审理，并叫叛徒王益之到庭指认，身份暴露后，李超时始终坚强不屈。就义前他告诉难友说：“我牺牲了，党的工作是不会完结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一定要胜利，活着的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1931年9月19日，李超时在赴镇江北固山刑场的途中，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高唱《国际歌》，牺牲时年仅25岁。 （史料摄影 马吉）

　　本栏目历史资料由镇江市烈士陵园提供。

更多事迹：

 　　李超时，原名李振华，1906年2月1日出生干江苏邳县柴庄。李超时7岁入家塾就读，后转至姜集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徐州市江苏省立第十中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为人性格刚强，见义勇为，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

在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李超时毅然离开学校，奔赴武汉，于当年12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2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主持这个分校日常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恽代英。由干李超时思想进步，革命志向坚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 5月，武汉政府所辖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革命，李超时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叛军的战斗。在战斗中，李超时能打善战，机智勇敢，受到恽代英的赞扬。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军校学员大部分改编入军官教导团，一部分被派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李超时受党的派遣返回邳县。李超时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1928年4月，成立了中共邳县独立支部，李超时任支部书记。到当年 6月，全县发展了六十多名党员，建立起9个支部。李超时还打入国民党县党部并任邳县工会会长，利用合法身份经常到工人中开展工作。他还利用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关系，与打入邳县警备大队第二中队任队长的共产党员宋绮云（后来任爱国将领杨虎城的秘书）以及邳县警备大队副徐怀云、第一中队长宋学珍等一起，惩办了一批恶霸地主，一时把国民党在邳县教育界和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的领导权，都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

　　1928年7月，李超时遵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离开邳县，前往东海开展建党工作。李超时一到海州，便与在东海中学师范科读书的共产党员惠美婉（浴宇）接上关系。经过短时期工作，成立了东海独立支部，李超时任支部书记，不久又在东海中学成立支部。学生党员就业和回乡后，赣榆、沭阳、灌云等县的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同年12月，中共东海独支改为东海县委，李超时任东海县委书记。12月5日，李超时代表东海县委参加中共徐（州）海（州）蚌（埠）特委举行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特委委员。不久，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东海中心县委，由李超时任书记，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等县党委的工作。

当时在东海地区，黄包车是走街串巷、跑码头的唯一交通工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仅新浦（个连云港市区）一地，黄包车工人就增加到五百多人。1929年初，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包揽乘客，抢走黄包车夫的生意，断了黄包车工人的生路。李超时组织新浦黄包车工人开展反包揽斗争，联合海州、大浦、板浦、南城等城镇码头一千多名黄包车工人游行示威，砸烂资本家的汽车。国民党政府派出军警镇压，仅新浦一地就有二百余人被捕入狱。李超时又发动被捕工人家属扶老携幼到国民党衙门“要饭吃”、“要亲人”，迫使反动当局把被捕人员全部释放，斗争取得了胜利。

　　云台山上有万亩山林被山霸霸占着，不准穷人上山砍柴拾草，使这些贫苦农民生活更加困苦。李超时决定以大村为中心，发动一次反山霸斗争。他先派3名党员深入贫穷农民中组织“扁担会”，提出“创共党，救穷人，除山霸，还山林”的斗争口号，几天之内，会员即达三百多人；并吸收骨干参加党组织，正式建立了云台支部。1929年初夏的一天，上山砍柴的农民和山霸发生冲突，“扁担会”会员，挥舞红旗，肩扛扁担，手持铁斧、大刀，蜂涌上山，山霸的看山队闻风而逃，“扁担会”占领了云台山。山霸对此不肯罢休，请国民党灌云县常备队前来镇压。“扁担会”早有准备，打得常备队落荒而逃。李超时在“扁担会”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武装团，迅速发展到千余人。

　　李超时领导东海地区的革命斗争，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和徐海蚌特委的肯定。徐海蚌特委在当年年底给江苏省委的报告中指出：“自振华去（东海）后，将那些较好一点的人找到了，同时在最近有相当的发展。”省委称赞：“自振华去东海后，打开了局面，形式有了相当的发展。”

　　1926年5月16日，李超时在花果山三元宫内召开但刚的秘密过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海、灌云、沭阳、赣榆4县党的领导骨干七十多人。他们利用花果山香期，扮做香客进山，白天游览，夜间开会。会上，中共徐海蚌特委代表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李超时做了形势任务报告，确定了在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和斗争策略。这次会议，对东海、赣榆、沭阳、灌云等地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国民党东海、灌云两县政府奉蒋介石对全国的密令，于1929年6月1日发动大搜捕，包围并搜捕了各级工会和学校，数十名革命志士遭到逮捕，李超时也在被通缉之列。当年7月，省委决定调他至通海地区工作，领导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靖江、泰县、东台等县的革命斗争。

　　1929年11月，李超时和另一名通海地区的负责人刘瑞龙去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省委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了李超时和刘瑞龙关于通海地区工作和游击运动情况汇报。省委常委罗迈（李维汉）、李富春、陈云、廖慕群（何孟雄）、李硕勋等出席了会议，党中央代表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也出席了会议。他们对通海地区的情况非常重视，确定在通海如泰地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调何坤、余乃诚、张爱萍等一批骨干加强红十四军的领导。李超时根据会议的决定，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是年冬，红十四军军部组成，右何坤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薛衡竟任参谋长，余乃诚任政治部主任。

　　1930年2月，李超时主持召开通海区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了通海如泰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工作路线，研究了开展游击战争和红军游击队的编组、干部选拔、指挥机关建立、在基层建立党团组织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等问题。会后李超时和何坤一起，对通海如泰红军游击队进行编组。同年3月，中共通海特委成立，李超时任特委书记。4月16日，何坤军长在围攻老户庄战斗中牺牲，5月，省委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6月，省委又派张世杰来红十四军工作。李超时和张世杰一起着手整编部队，按照中央苏区正规军的编制，将在通海一带活动的第一支队改编为第二师，将原来在如泰地区活动的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一师。经过整顿后，红十四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6月14日，驻黄桥的“苏北剿共总指挥部”对红十四军第一师活动的中心地区如皋西乡六甲、大小陈家堡一带发动所谓“八路围剿”。李超时指挥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利用弥漫的大雾，在六甲桥西头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将敌先头部队一个连大部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慌忙撤退。同时，李超时还发动红军协同地方党组织在通海如泰地区的部分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烧田契、分土地的斗争。同年8月3日，李超时亲自指挥，在黄桥发动了总暴动。参加战斗的除红十四军一师外，还有武装农民五万余人。黄桥当时是敌李长江为首的“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驻有省保安队、县警察队和寇子卿的“剿共游击队”。李超时以红一师二、三两团担任主攻，一团、教导大队及赤卫军佯攻古溪、蒋垛、季家市、卢家庄、老叶庄等据点，阻击出援之敌。深夜12时，红军大队人马从横家垛出发，凌晨2时进入阵地，将黄桥团团围住。天快亮时，李超时下令围困北门的红军开始进攻，并从红军中抽调会游水的战士组织突击队渡河强攻，摧毁碉堡，冲过北关桥。西门的红军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过了赤柏桥。但没有料到，负责攻打南门的李吉庚和攻打东门的李治平已暗中投敌，关键时刻，突然撤兵，把敌人引到红军后面，以致北门和西门的红军向纵深发展时，腹背受敌，伤亡很大，李超时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

　　黄桥战斗失利后，李超时召开了红军干部和如、泰县委负责人会议，总结了黄桥战斗失败的教训，研究内部肃反和整顿军纪问题。9月9日，李超时带领部分红军在镇涛区田家铺召开群众大会，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由于敌众我寡，损失很大。此后，国民党疯狂“清剿”，并派省保安处长亲自驻黄桥“督剿”，红十四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进行艰苦的游击生活。

　　1930年10月，李超时奉命会省委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以后就留在中共江南省委任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后又任省委巡视员。11月省委又派李超时到浙南，撤消了浙南特委，重新恢复了永嘉、台州两个中心县委。1931年6月23日，李超时到徐海蚌地区巡视工作，他和爱人吕继英一上火车就发现有特务盯梢，车到镇江，两人刚下车，就被盯梢的特务截住，软禁在镇江轮船码头万全楼旅馆内。李超时乘敌人防备疏忽，迅速销毁文件，拉着吕继英夺门而出。此时大批敌人赶来，又被捕，押至镇江公安局侦缉队看守所。在敌人的刑庭上，李超时一口咬定自己叫张文生，敌人严刑拷打，也没能使他屈服。敌人欺骗吕继英说：“你男人一切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吕继英说：“他已经说了还问我做什么？”敌人又故意把他俩带到一间空房里说：“你们两人好好商量商量，是招还是不招。”说着把门带上，躲在窗下偷听。吕继英看到李超时脚拖大镣，遍体鳞伤，心疼万分，问道：“敌人是怎样折磨你的。”李超时坚强地说：“这些不要问，酷刑吓不倒我。”接着用手势告诉妻子：认识他的坏人较多，估计为革命牺牲的可能性很大，鼓励怀孕在身的妻子更坚强。暗示妻子如能把孩子生下来，要好好抚养，长大了交给党，吕继英频频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意思。

　　敌人的阴谋又一次遭到失败后，就把他俩解到镇江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审理。会审处处长钱家骧多次亲自开庭审讯，都毫无结果。钱家骧只得叫叛徒王益之（曾任中共通海特委委员、泰州县委书记）到庭指认。王益之一见到李超时，吓得连连向后倒退。钱家骧阴险地对李超时说：“看看你的部下也被我们请来了。”李超时怒不遏，拖着沉重的镣铐，走近审判台，拿起砚台向王益之砸去，钱家骧慌忙叫人把王益之带走，宣布暂时退庭。

　　李超时的身份暴露后，尽管敌人用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敌人决定杀害他，就义前他告诉难友说：“我牺牲了，党的工作是不会完结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一定要胜利，活着的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1931年9月19日，在赴镇江北固山刑场的途中，李超时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伟大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