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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

2010-06-12 00:21 来源:新华网

王亚樵

这个题目并非笔者臆造,而是沈醉先生说的。沈先生说:“这个人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王亚樵是二、三十年代闻名上海滩的人物,因为他字九光,江湖上又称“王九”、“九爷”。

如何评价这个人物,自有历史学家去研究。笔这里介绍的,只是这个神秘人物的几个片断。

1923年11月14日,王亚樵刺死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曹锟下令缉拿,而王亚樵却在浙江当上了纵队司令,导至了一场“齐卢大战”

20年代初,中国大地被各路军阀割据,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自然也成了军阀们争夺的一块地盘。据史料记载,“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港的鸦片,关税一项就足够养活三个师。”所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把亲信徐国梁派往上海,充当淞沪警察厅厅长,拥有武装警察7000多人,独揽沪上;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巧立名目,在上海特别设立了一个军事机构——上海扩军署,派他的妹婿何丰林任扩军使,驻兵上海。一块肥肉争着吃,磨擦也就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军警斗殴之事不断发生。

那时,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常住在上海,不断把上海发生的情况向乃父报告,卢永祥决心干掉徐国梁,把警权夺过来。卢小嘉通过李少川的关系认识了王亚樵。李少川名国风,是李鸿章的族孙,和王亚樵是合肥同乡,莫逆之交。卢小嘉与王亚樵渐渐混熟,结拜为金兰兄弟。一天,卢小喜宴请王亚樵、李少川,奉陪的有浙督总参议关芸农和何丰林。宴罢,在麻将牌桌上,李少川说:“徐国梁这小子杀了陈其美,上海滩上就没有出来为陈报仇!”。关芸农接着说:“九哥不是与陈其美关系挺好吗?”王亚樵打出一张牌,笑了笑。李少川说:“九哥,有人想借您的大手干掉徐!”

王亚樵不经意地问:“谁?”

李少川说:“浙江卢督军。”

王亚樵看看卢小嘉:“谈何容易。”

卢小嘉说:“家父有言,如九哥干掉徐国梁,当割湖州一地奉送。”王亚樵双手把牌一推说:“我正要除此贼为其美兄报仇……不过,我要先见督军一面才能行动。”

卢小嘉站起来说:“九哥豪爽,明天小弟就奉陪九哥去杭州。”在杭州督军官邸,卢永祥热情地招待王亚樵,亲口答应事成之后,奉送湖州一地,枪支四百条,并委以“浙江纵队司令”,决不食言,并当场送给王亚樵两万元活动经费。王亚樵双手抱拳说:“督帅放心,一个月后听王九的消息!”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布置。怎奈徐国梁很少外出,一旦有所行动也戒备森严,外人不得近身。眼看期限将近,王亚樵急得坐卧不安。正在这时,突然有门徒飞报,说徐国梁进了温泉浴室。这温泉浴室在大世界游乐场对门,是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王亚樵清楚这是下手的一个好机会,于是连忙派出得力干将郑益庵带领一批人奔赴现场。

郑益庵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徐国梁的轿车停在浴室门口,十几个负责警卫的武装警察。郑发出隐蔽信号,伺机行动。约摸过了一个时辰,只见徐国梁从浴室内走出,郑发出攻击命令,行动组的人员立即拥上街面,夹杂在熙攘往来的人群中,当快要靠近车旁时,突然一齐开枪,徐国梁当场被击毙,行动小组人员迅即飞散。郑益庵在撤退途中不慎绊倒,当场被法国巡捕逮捕。

苏督齐燮元接到徐国梁被刺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去沪交涉引渡人犯,可是王亚樵却先动手,通过上海黑社会的关系和一笔重金,把郑引渡到上海护军署,然后悄悄送出了上海。

齐燮元没拿到人犯,当即委派王固磐赴沪递补淞沪警察厅厅长一职,但又遭到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的拒绝。原来徐国梁被刺后,厅长已由一名倾向皖系的科长接替。王固磐碰壁返宁,惹得齐燮元恼恨交加。齐知道这件事的背后文持者是督军卢永祥,所以一面电告刚贿选上任的总统曹锟,一边备军待战。

说起来可笑,曹锟下令缉拿的要犯王亚樵,却已在浙江当上了游击纵队司令,正在湖州一带招兵买马,耀武扬威。曹锟下令福建孙传芳、江西鲁涤平、安徽马联甲配合江苏齐燮元,四路进兵浙江,消灭卢永祥,捉拿王亚樵。

1924年秋,“齐卢大战”——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开始了。


1930年7月24日,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被刺,引出了杜月笙、张啸林与王亚樵的一场争斗

上海招商局拥有大小货轮20多艘,原是李鸿章、盛宣怀的私产,后来归为“国有”,但董事长一角仍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担任。这招商局可是个日进斗金的地方,谁不望着到这里来补个肥差!李国杰是个公子哥儿,只知挥霍,不懂生意,所以弄得一个若大的招商局千疮百孔,一片混乱。交通部长王伯群心中有数,早有派人接管之意,只是一时没有得力人选。忽然有一天张静江和张继登门举荐四川人赵铁桥,希望交通部能有所重用。赵铁桥那时当着交通部参事,是个闲差。王伯群见两位国民党元老推荐,便来个顺水人情,一纸公文任命赵铁桥为招商局总办,而招商局的那位董事长李国杰,便成了对着镜子作揖——自己恭维自己——没权了。

赵铁桥进了招商局,大刀阔斧,查办了几个贪污行贿的官员,拴住了李国杰的手脚,李用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常在其族弟李少川面前唉声叹气,叫苦不迭。李少川知道王亚樵与赵铁桥有仇,便邀王亚樵吃酒,吃到劲头上时,李少川说:“九哥,赵铁桥现在当上招商局的总办了。”停了停,又压低嗓音:“听说这是老蒋一句话。”王亚樵愤怒地说:“这个东西到底来上海了,他是告密有功,无耻之徒!”

为什么一提起赵铁桥的名字王亚樵就来气呢?这话得倒叙到1929年的一件事情上来。

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把方振武扣押了。王亚樵跑到安徽联络方振武旧部鲍刚、余亚农等发动兵变;又与常恒芳等在上海密会,决定去南京解救方振武。这次密会是在一门徒王乐平家中开的,赵铁桥是老同盟会员,当时也是不为当局所重用的失意之身,由常介绍他参加了会议。不久,在安徽的兵变失败了,赵铁桥见大势已去,便向南京密报了上海会议事,并自告奋勇充当“眼线”在上海逮捕王亚樵等,王亚樵、常恒芳早已隐蔽起来,而王乐平却于1930年2月18日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寓所里。所以李少川一提他赵铁桥,王亚樵就气得咬牙切齿,李少川见时机已到,从怀中掏出一张两万元的支票递过去说:“这是家兄的一点心意”,接着把李国杰想除掉赵的意思说了一遍,并说:“家兄说了,事成后当有重谢!”

主亚樵既得了钱财,又能除掉自己的仇人,所以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他设法买通赵铁桥的秘书,弄来了赵的相片、汽车号码和日常活动时间表。经过一番研究作出了刺赵的部署。

1930年7月24日早晨7点多钟,王亚樵派出的4个门徒已隐蔽在招商局门口。8点钟,赵铁桥坐的车子开到门口,赵下了汽车刚迈上台阶,4个党徒急步上前,对准赵连击数弹,赵应声倒卧在血泊之中。

赵铁桥遇刺,招商局一时没了总办,李国杰便四处活动,打通关口,终于获准兼任总办之职,又掌管了招商局的大权。

然而此事并未了结,由此又引出了上海滩大亨们的一场争斗。 李国杰为了酬谢王亚樵,答应送一份重礼,王亚樵却说:“礼就不必了,爵爷有的是大轮船,能送一只给我们兄弟玩玩就千恩万谢了!”

李国杰这个公子哥儿最喜欢听别人喊他一声“爵爷”,王亚樵恭维得他浑身舒坦,便随口说了声:“行啊,老九,你说要哪一条吧?”

王亚樵早已调查清楚,知道“江安”号最大,最赚钱,就说:“爵爷,您就把江安号赏给弟兄们吧。”

李国杰说:“行,行,你就派个人上去吧,收入都归你了。”第二天,王亚樵派出经理带着一批人去接“江安”轮。可是上了轮舶才如道,这艘般早已被李国杰当作礼品送给了上海一霸张啸林,而李自己却把这事忘记了。

王亚樵碰了一鼻子灰,很生气,决心与这班大亨斗斗。

一天晚上,张啸林家的后院突然轰隆一声,围墙被炸塌了一大片。 又一天,张啸林家中喂养的一条警犬突然被毒死。狗身上有一字条:不退出江安轮,此狗就是样子!

张啸林气得直骂王亚樵,布置手下门徒找到王把他杀掉。过了几天,无声无息了,张啸林以为王亚樵被自己的威力镇住了。未料到,突然有一天,400个手持利斧的汉子冲上“江安”轮,手指经理张延龄说:“奉九爷命来接船,姓张的,要见见红吗?”说着一斧头砍将下去,把桌子砍去一角。张延龄一看这架势,知道来硬的要吃眼前亏,只好忍气吞声地带着人下了船。

张啸林听说此事,立即召集门徒,要与王亚樵火拼一场。黄金荣、杜月笙知道了,都劝说张啸林,王亚樵手下的人都是亡命之徒,何苦为一条船死伤兄弟!杜月笙亲自出面找李国杰,又抽出一条与“江安”号相等的大轮“江华”号,送给张啸林,这场争斗才算平息下来。

后来曾有人问过王亚樵:“九爷,要是姓张的真动了手,就要血战一场了!”王亚樵洋洋自得地说:“不会,绝对不会,姓张的只是摆摆架子而已……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们在上海有多少小老婆?有多少汽车洋房?有多少黄金美钞?这就是他们不敢动手的弱点,这个弱点给我抓住了,我姓王的有什么?有钱大家花,不置房子不开店,豁着命跟他来真的!谁怕谁?!”

打这以后,王亚樵的名声更大了。


1932年4月底,淞沪战场停火后,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上海的韩国革命志士,当场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日本侵略军进攻频频受挫,三易主帅,而我十九路军官兵越战越勇。2月29日,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奉命亲临上海吴淞口,在“出云”舰上坐阵指挥,对十九路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当时身为“上海抗日救国决死军”幕后总指挥的王亚樵,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挑选一批“水鬼”,身负炸药,潜入江中,把炸药包拴在“出云”舰底部。只听“轰隆”一声巨晌,军舰颤动了几下,却并未受到致命打击。白川吓得慌忙离舰,把司令部迁至陆上。

在“上海抗日救国决死军”中有一个暗杀组织,名叫“铁血锄奸团”,专司锄杀日军官兵和汉奸。锄奸团里有一个青年人名叫胡阿毛,曾经给王亚樵开过车。2月26日,胡阿毛去虹口执行任务时,途中被日军拦住,硬强迫他为日军开一辆装满军火的重型卡车上前线。胡阿毛驾车行至黄浦江边时,突然加足马力,将车冲进波滔滚滚的黄浦江中。胡阿毛的抗日爱国事迹传颂沪上,上海各界召开追悼会,吊念忠魂,王亚樵泣不成声,亲书悼词曰:

阿毛阿毛!泉台相望,铁臂锄奸,赤胆心肠。飞车黄浦,杀倭身亡,春秋义名,忠国何伤!哭君弱冠,妻别离肠,慈母倚闾,血泪沾裳! 哀哀孤儿,戚戚惶惶。一门孤苦,宾宾无疆! 哭居西台,酹酒一觞。忠毅阁部,更册传芳。八荒有感,魂梦西厢,君骨有灵,享议蒸尝。

事后,王亚樵派人送了一笔为数不小的款子交给胡阿毛家属,并表示对胡母一定奉养终身。

胡阿毛的牺牲使王亚樵下决心要和日本鬼子血战一场。4月下旬,中日双方全线停火。日军狂妄宣称,将在日租界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日寇侵略了中国,还要公然在中国国土上“祝捷”示威,王亚樵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干掉白川。

此时,陈铭枢亦怀愤到沪,派人密约王亚樵到愚园路寓所,商谈如何破坏日本“祝捷”大会。考虑到日军规定中国人不准入园,而朝鲜人、台湾人却能参加,他们决定秘密找朝鲜人安昌浩商量。

在上海霞飞路宝康里住着一批韩国爱国志士,他们属于一个名叫“独立觉”的组织,与上海帮会都有联系。王亚樵曾资助过他们。他们的领袖便是安昌浩。

安昌浩闻知王亚樵等的决策后,当即慨然应允说:日本是我们共同敌人,对付日本,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们决定采用定时炸弹,并商定炸弹及所需费用由王亚樵负责,实施爆炸由安昌浩负责。

“庆祝大会”那天早晨,虹口公园周围岗哨林立。朝鲜志士尹奉古、金天山(金九)等人装扮成日本侨民,手提藏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进入会场。九点整,白川大将、日本公使重光葵等十几名日本军政要人来到。白川走上讲坛演说,尹奉古坐在靠近主席台前的草地上,装着要喝水的样子,把暗藏在水瓶型的定时炸掸扭开,然后悄悄地离开会场。两分钟后,主席台边一声巨响,天摇地动,血肉横飞……白川义则当场被炸死,重光葵被炸掉一条腿,还有十几个日本要人也是死的死、伤的伤。

虹口公园炸弹案发生后,日军特务四处搜捕。尹奉吉、安昌浩先后被捕,后被引渡到汉城处死;金天山被王亚樵保护起来,幸免于难,但不少朝侨受到株连。王亚樵与金天山密商,以金的名义书写《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一文,声明“由金九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译成英文,由外坤寄给在沪日军以及各报馆。

虹口爆炸事件,震惊了日本军部,也轰动了日本岛国。但“庆祝大会”事先有“中国人不得参加”的禁令,所以尽管损失惨重,日本军部也只好敲掉牙吞进肚子里,不好对中国人采取什么行动。


1931年7月23日,王亚礁派人行刺朱子文,没想到混乱中错刺了宋秘书,蒋介石下令抓王,王却潜居香港继续反蒋

1931年2月28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指责蒋此举为“非法行为”。不久两广通电讨蒋,另组国民政府。

王亚樵站在两广一边,还派洪耀斗、余立奎为代表,参加广东的“非常会议”。就在这时,广东方面希望王亚樵利用京沪一带势力杀蒋锄奸,以为报复。不久,广东派人到上海,一次付给王活动经费20万元。王开始了谋刺蒋的行动。

1931年6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办公,王亚樵认为机会来了,当即派出龚春蒲、肖佩伟、陈成等化装游客尾随上山,住进庐山新旅社内,严密监视,伺机行动。一天,蒋介石的座车急驰下山,陈成突然在路旁遇到,来不及报信联络,急忙掏出炸弹想扔进车中,正举手之际,从车内射出一弹,击中陈成头部,陈当声身亡,原来陈的行动已被蒋的卫士发现,抢先射击。蒋的座车飞也似地往山下奔去。

龚、肖听到枪声急忙赶到,见陈成被击毙,知道事已败露,不敢迟疑,立即驾车逃离庐山,返沪报告。

蒋在庐山遇刺,十分惊慌,立命戴笠尽速破案,并嘱示不准声张,封锁消息。戴笠怀疑此案为王亚樵所为,故意在沪杭一线放出口风:“王亚樵如有谋害我领袖之举动,我必杀他!”

7月中旬,突有财政部长宋子文近期抵沪的消息,王亚樵刺蒋未成,本来甚感对不起两广方面,现闻宋将抵沪,认为他是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如能刺宋也是一种惩诫。于是,便在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密召龚春蒲、谢文达、郑抱真、孙凤鸣等研究刺宋行动方案。

经过商讨,王亚樵决定待宋抵达上海时在北火车站行刺。第三天,一个行动小组便潜伏南京,任务是把宋的行动用暗语及时电告上海。 7月22日晚,王亚樵突接南京电报:“康权(朱子文的暗语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迎勿误。”

王亚樵连夜布置战斗行动,决定由孙风鸣、肖佩伟、许志远、张玉华等组成第一战斗小组,在月台上行动,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为第二战斗小组,在候车室行动,谢文达等5人在站外马路接应。

7月23日晨,3个战斗小组进入各自的行动地点,王亚樵也在天目路沿马路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子,坐观战斗情况。8时许,宋子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北站,站台上岗哨林立,旅客一律不准接近,前来欢迎的上海各界要人拥向车厢门口,宋子文在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缓步走下车,然后由众人簇拥走出站台。孙凤鸣等人无法下手,便急忙向候车室的第二战斗小组发出暗号。龚春蒲立即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

这一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都穿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只是宋空着手而唐却夹看一个公文皮包。当他们在众人簇拥下走出站口时,刘刚突然向唐开枪,他以为这个拿皮包的人定是宋子文无疑,其他伙伴见刘刚射击,便也集中火力一齐向唐开枪。宋的卫士迅即反击,并掩护宋躲避在一根柱子后边。站台上警笛鸣叫,军警们向侯车室内冲去。龚春蒲以为大功告成,便投出两枚烟幕弹,趁乱逃逸。

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王心知不妙,便匆匆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宋子文在上海车站遇刺未遂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局震动,蒋介石更为心惊,训斥戴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抓获王亚樵。然而王亚樵此时正潜居香港谋划着下一步的反蒋活动。

戴签亲自指挥的特别行动组,不久在上海先后逮捕了刘刚、龙林、肖佩伟、唐明等人,严刑逼供,有人招出了王亚樵的住址,特务们急去搜捕,自然是一场空。戴笠抓不到王亚樵,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将刘刚等所有被捕者都秘密枪杀在龙华警备司令部。

王亚樵在香港筹划刺蒋,结果却刺中第二号目标汪精卫。蒋介石大发雷霆,训斥取戴笠限期破案

1933年冬,王亚樵以安徽省民众代表的名义到福州,参加李济深等组织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事败后,随李济深、陈铭枢去香港避难。

在香港,王亚樵常与帮会重要成员商议今后如何行动。王亚樵认为,锄奸要锄头,要想得手,必须设法接近蒋介石。华克之建议在南京办一家通讯社,取得记者身份后,寻找接近蒋的机会。于是王亚樵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在南京申请办起了一家名叫“晨光”的通讯社,由华克之任社长,张四明(玉华)、贺坡光、孙凤鸣3人充当采访记者。

1935年10月初,得到国民党即将召开六中全会的消息,华克之等便积极准备行动。孙凤鸣表示愿意深入虎穴,誓死锄奸。他们通过关系,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郭智谋、吴璜和周希龄处,领取入场证一张。当夜,华克之与张、贺等设宴送别孙凤鸣。孙风鸣举杯吟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气氛十分悲壮。

11月1日晨7时,孙凤鸣持入场证进入中央党部。当中委们正站在会议厅门前列队准备照相时,孙凤鸣想乘机实施计划,但人群里却不见蒋介石和汪精卫。原来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来,便急步上楼去请蒋,未曾想蒋另有打算,他说:今天秩序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照相了,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一时为难起来,说:各中委已列队等候先生,如果我再不去参加,将不能收场,我一定要去。说完转身下楼,告诉诸中委,蒋先生有事不来了,我们照吧,便坐了下来。摄影完毕,中委仍陆续向会议厅走去,孙凤鸣见势情急,由不得再犹豫,迅速从大衣内抽出手枪高喊:“枪毙卖国贼!”对准汪精卫连开3枪,汪顿时倒卧地上。中委们惊惶失措,纷纷逃命,唯有张学良、张继和汪精卫的卫士们冲上去,将孙击伤捕获。

蒋介石闻声而来,见状大惊,急忙上前扶起血泊之中的汪精卫。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心疑此事为蒋所策划,便当着中委们的面大哭大叫:“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明讲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打来电报责问此事,大有问罪之势。蒋介石好不恼火,立传戴笠来见,大发雷霆,限他三个月内破案!

戴笠从入场证中得知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立即派人去陆家巷23号围捕,但“晨光”通讯社已空无一人,办公桌上留下一封信,封面写着:“留给来人们”,信笺上写的是:“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三君毫无关系,特此声明。”


在特务们搜捕“晨光”通讯社时,医院里正在给孙凤鸣一针接一针地注射着强心针,病榻旁,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理部长陶履谦轮翻审讯。当时被指定参与此案审理的俞钟骆先生,解放后曾向有关方面提供了当时审讯的记录档案,现公布如下:

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刺?

孙答:六中会不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问:行刺的目标中哪几个中央要人?

孙答:我是专为刺汪的。

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

孙答: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问:汪对国家有什么不对?

孙答:现在的华北还有吗?还有那些条约呢?……(昏迷过去)

后来又问:你是受什么组织、什么人指使?

孙答: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行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因伤势过重牺牲,时年32岁。

戴笠撒下黑网,捕到目标,跟踪追迹,在广西梧州将王亚樵杀死

孙凤鸣死了,唯一的一条线索也就断了。戴笠心急如焚,因为这可是蒋介石交办下来的“御案”,弄不好,可要砸锅了。他东奔西跑,在全国各地结下了一张黑网……

特务处通过户籍查对,再次审讯“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郭智谋、吴璜、周希龄,发现贺坡光的踪迹。戴笠立即派侦骑四出,在丹阳把贺的老母、兄长抓到南京,严刑逼供,说出贺坡光隐藏在宝堰镇的地点,终于把贺捕到。戴笠加紧审讯。贺坡光在酷刑之下全部招供,于是戴笠下令,把凡与王亚樵相识或有过来往的人,一律秘密逮捕,暗加刑讯。不久,戴笠获悉孙凤鸣的妻子崔静瑶住在上海新亚饭店,立即带上一批特务,火速赶到上海,坐阵指挥,逮捕了崔静瑶和张四明,但是华克之却跑了。戴笠又命令沈醉带领行动组追捕华克之。沈醉当时是上海特区法租界军统组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组长,关于追捕华克之的经过,他后来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带着一组人去抓华克之时天已黑了。我们一组十二人乘两辆小汽车赶到赫德路,在离他的住所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借着夜幕的掩护,我们悄悄地包抄过去。这是一个很狭的小里弄,他就住在一所普通的二层楼房的楼上。我们在楼下看见他住的房里没有灯光,估计也不在家,就轻轻地敲开楼下二房东的门,拿出证件,并指指楼上。二房东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看了证件后,微微地点点头,压低声音说:“不在家,天黑前出去的,还没回来。”我便派几个人分别在弄堂两头监视,我带几个人上楼,撬开华克之的房门,打开后,二房东正要伸手去开灯,叫我一把按住说:“不许开灯!”因为我怕华克之回来,在远处看见窗口射出的灯光会逃走。我用手捂住手电光,把屋里看了一遍。室内布置很满单,只有一个双人床和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写字台上整齐地堆着很多书,放着一个台灯,一个像框。像框里镶着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约有八寸大,二房东告诉我说:“这是他的妻子!”我打开抽屉,里面有几封信和一张不大的照片,是华克之和他妻子的全身合影。有几封是艾思奇写给他的,另外还有几封其他人写来的。搜查完后,我就让其他的人在楼道和楼下监视,自己躺在他的床上等他回来。

我就这样在他家等了3天3夜,华克之一直没回来。戴笠命令我撤回去,派两个人在那里监视。我带着搜查到的信和照片回去向戴笠汇报,戴笠和我在侦察大队办公室反复研究这些信件,想从中找出新的线素。开始,戴笠一看到那几封艾思奇的来信,就想把刺杀江精卫的这个案子裁到共产党的头上,结果研究来研究去认为证据不足。因为,艾思奇的信中并没有任何话语与这个案件有关,都是一些指导华克之学习哲学,向他推荐看什么哲学书的话。我们分析华克之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青年,与共产党并没有组职关系,这样才打消了给共产党裁赃的念头。

后来,我们根据其他方面的线索得知“晨光”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我们又联想起1931年王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行刺宋子文的事,便认为这次刺杀汪精卫也一定是王亚樵指使的,于是戴笠一方面派人追缉“晨光”通讯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其手下的人,结果将在香港与案件毫不相干的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逮捕,因为他们都是王亚樵的人。南京政府花钱把他们引渡到南京,权充主犯,以了结此案。当时还抓到了一个与此案有关的人,此人是汪精卫改组派的,经过审讯,知道王亚樵确实给过“晨光”通讯社经费。陈璧君和汪精卫这才相信不是蒋介石干的,同时也相信是其他反蒋的人干的。

实际上,当时戴笠和我都知道,孙凤呜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并不是江精卫,只不过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杀了汪精卫。所以戴笠认为这些人不除,蒋介石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戴笠就千方百计地派人暗杀王亚樵。


为了捉拿王亚樵,戴签亲赴香港与英警谋商,并派出大批特务混迹在香港各个角落。隐居在港的王亚樵看到军统的魔爪已经在眼前摇晃,深知香港已非久留之地,便在1936年2月中旬携带眷属和部份骨干成员,秘密离开香港,乘船经西江去梧州。在梧州,王亚樵化名匡盈舒,住在李济深的李圩子。李济深还给李宗仁、白崇禧打了招呼,后来王得到李、白的资助,并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

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白崇禧对王亚樵的态度冷淡了。王亚樵此时寄人篱下,自然十分敏感,所以他又产生了离桂的想法。他把这个心思向老友李济深吐露,并且提出想去延安投奔共产党,请李指教。李欣然提笔给周恩来同志写了荐函。当天夜里,明月当空,王亚樵提笔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表示当今各派势力都有与蒋苟合之可能,而唯独中共与蒋决不妥协,思前想后,愿率随从投奔延安,请求收纳等语。写完信,心思未了,情不自禁,再作《念奴娇》一首: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申原蜂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怎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纹。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第二天,王亚樵把2000元钱和两封信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嘱他们去延安把这两封信亲手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9月,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带着孩子突然从香港来到梧州,一见到王亚樵便哭了起来:“九哥,你们走了,叫我们母子如何活下去呀!”余立奎是王亚樵的密友、重要助手,已被戴笠在香港逮住,引渡到南京,判了死刑。王亚樵是个十分讲义气的人,就把余婉君安排在梧州住下来。殊不知这个余婉君在余立奎被捕后,自己也株连受到审讯,她经不住特务们的百般折磨,便归顺了戴笠,戴答应找到王亚樵便放了她和余立奎。就这样,余婉君把一群特务引到了梧州。

特务们并没有马上动手,一是要稳住王亚樵,再是等戴笠指示。10月21日晚,余婉君邀王来自己住处,说是有要事相告。王亚樵毫无戒备地去了。一踏进房门,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用乱刀将王捅倒,接着,又将王的脸皮用刀划开撕去,随后,又顺手将余婉君杀死扬长而去。 王亚樵这个使蒋介石感到恐俱的人,终于没能逃脱掉他的魔手,但历史却公正无私地记下了这笔账。

附:王亚樵生平简介

王亚樵,谱名玉清,字九光,另字鼎,别字擎宇,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生于合肥北乡王小郢子。童年在家乡私塾书,1905年赴乡试未中,在家设馆执教。1908年经吴春阳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王集合土枪刀矛,成立革命军,自封司令。后,革命党人孙万马乘(此为一字)自沪来庐,组织武装,成立庐州军政分政分府,不承认王的武装组织,设计诱杀其重要骨干多人;王亚樵避居山野,幸免于难。 1912年2月,王在南京参加社会党,倡言“铲富济贫”,10月,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在安庆广召会员。1913年冬,倪嗣冲攫夺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上海。不久,加入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1917年,投奔柏文蔚,结识胡汉民等。1918年,南北议和于上海,王是南方代表之一,参与议和活动。之后,与韩恢、胡抱一等在皖东、苏北起兵反苏督李纯,结果韩被杀,王潜回家乡。1920年去安庆,联络商绅,组织“安庆民权协进会”,被推为会长,因反对武人干政,遭通缉,再次亡命上海。

1921年,以柏文葡、李少川的名义,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王任评议员。是年冬,与马超俊、湛小岑组织上海劳工总会,掌握沪西、沪东工人群众十万余众,自成一派,专门对付其它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一时,名震上海滩。

1923年秋,王组织工会会员游行示威,声讨曹锟贿选总统;冬,暗杀直系军阀走卒、淤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遭通缉,逃杭州,投奔浙督卢永祥,任浙江纵队司令。浙军溃,几经辗转,于1926年去广州,经胡汉民、柏文蔚举荐,任安徽宣慰副使,返上海,鼓动北伐。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王由鄙视到仇恨,开始了他的反蒋活动。在上海、南东、庐山等地密设联络点,伺机刺杀蒋介石,进行五次而未能成功。刺蒋行动,特别是刺宋、刺汪之后,引起蒋的极大恐慌,曾悬赏一百万,缉拿王亚樵,终于在1936年10月,于广西梧州为蒋特诱杀。(来源:档案天地)

责任编辑:陈洁

(原标题: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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