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这个人

　　■沈坚

　　对一个官员好赖的评判，最终恐怕还得取决于百姓，即所谓“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早年下乡时就曾遇上过几位不错的干部，最初接触的当推老陈。

　　老陈大名陈国祯，时年40岁，长相一般，身材中等偏清瘦，头上随意地扣了顶软塌塌的便帽，人却颇为精神，步态轻盈，说起话来呱呱的，属于东北人里口才不错的那种。“文革”前他就是副县长，听说原先是从省内其他地方调来充实边疆的干部。“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到我们下乡的1969年，已获起用。那时他领着县革委会工作队来我们村蹲点，管生产，管运动，也管我们下乡知青的事，后来就留在公社当了大半年的一把手。

　　如今管领导下基层叫“调研”，可老陈那才是正儿八经成天泡在下面，三天两头往生产队跑。人家从来都是手里边干着活，边跟群众唠嗑了解情况。见过他干农活的人都记得，那一招一式，拉开架势，活脱脱一个庄稼院的行家里手。不认识他的人，还真不知道他是县里下来的干部。平常没见谁称呼他的官衔，都是“老陈”“老陈”地喊。

　　老陈不光是个实干家，而且有见识，有想法，一听他开口，就知道来者不凡。他平易近人，不打官腔，对农民，对知青，该夸奖就夸奖，该批评则批评，入情入理，绝无空言，特别实在。

　　刚下乡两个月，正是夏初农忙，我被队长派去牵马趟地。每日早起，从清晨五六点钟干到八九点钟回来休息，待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偏西后再接着干。清晨露水重，天天趟得裤子湿透，泥水斑斑，回来须换洗。那时知青宿舍还未盖好，我们暂住生产队队部。一天上午收工后，我见队部人多，坐了满屋子的妇女。老陈趁整劳力白天下地的工夫，正召集妇女开会讲事。我不便进屋，就立在屋外换洗，无意间听到窗户里传出老陈的声音，正说着知青的事，便稍加留意起来。他说道：“……不容易啊，人家大城市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千里迢迢送到咱边疆来，他们原来的生活条件比这儿可强多了。咱们也得将心比心，谁舍得把自己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孩子送出去？妇女们啊，大家都是做母亲的，咱要把青年当成自个儿的孩子，多关心他们，多帮助他们，照料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的家长放心。青年的工作要大家伙儿一块使劲，青年的工作做好了，才对得起党的托付，对得起广大的青年和家长……”

　　下乡这些日子以来，除一些会议上听腻的套话，我还真头一回见当地干部在公开场合用如此动人的话语谈论我们，心头不由得一热。

　　后来，齐齐哈尔知青祁国庆告诉我另一件老陈的事，也是差不多那段时间的。他跟我一样也起早趟地，不知怎么穿了件别人丢弃的破棉袄干活，扣子全掉了，用根麻绳腰间一扎。北疆的夏初，早晚天气还凉，人们习惯披件棉袄外出。国庆的破棉袄，原本小事一桩，谁都没在意，不料让老陈发现了。老陈对国庆说：“你把这破袄扔了吧，换件好的，不然在江边让对岸外国人看见，丢咱们的脸！”

　　国庆开玩笑地应道：“我没有好棉袄，再说了，做件新的，我也没布票啊。”

　　不料老陈满脸诚恳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去拿几尺布票，家里孩子多，布票有富余。你去买点布，找老乡家妇女给做身新袄。”

　　一看老陈那股认真劲儿，国庆忙说：“我有，我有啊。这是捡的同学的破棉袄。”

　　这事过去都40年了，可祁国庆一直没淡忘，一说起来还那么感慨不已。

　　刚下乡那阵子，农村还处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收尾阶段。1969年8月，工作队打算尽快结案，派人出去外调，不知怎么选中了我。登船出发去漠河前，老陈郑重其事地向我交代任务，临了跟我握手道别，来了一句：“老沈啊，这回就拜托你了！”

　　闻言先自一惊，心说我怎么成了“老沈”？那时才不满19岁，而他已是长一辈的中年人了。我一个单名，向来被人直呼其名惯了，被人称“老”，平生还头一遭。后来，我才渐渐悟及，这声称呼里其实满含着对人的尊重，也是一份严肃的嘱托。

　　印象里的老陈，不属官运亨通的那一类，权位的升迁似乎同他没多大缘分儿，而艰苦的地方和岗位，却总少不了指派他。1970年早春，大兴安岭林区呼中筑路指挥部成立，在深山老林修筑运材公路的工程上马了。我和许多知青都被派去参加这场筑路会战，经历了有生以来所遭遇过的最艰苦的七个月。老陈又像救火队长一样，随即被调去担任筑路总指挥，让他负责去啃这块硬骨头。

　　呼中是大兴安岭林区开发较晚的新区，到处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荆棘丛生，倒木横陈，杳无人迹，林间只留有早先勘探队员用斧子砍出的一人宽羊肠小径。工作乃至生存条件都极为艰苦，所有物资，包括粮食、生活、劳动用品，须靠人力一次次背运进山。一次背运，要走几十里山道，劳累自不必说，中途饿饭、摔伤甚至迷路（东北土话叫“吗哒山”），也都是常有之事。

　　那时人们住帐篷或用木材临时搭建的简屋。记得到山下背运物资，总能看到老陈在指挥部帐篷里外忙活的身影。一次大清早刚起床，只见他衣衫不整，穿了个大裤衩在打电话，像是在联系用“采托拉”大卡车运粮的事。整个工程事前决策仓促，又须赶在春暖开化前抢运物资，时间极为紧迫，老陈此刻被推上第一线，这担子可不轻松。

　　祁国庆说起，一次他跟七八个人下山抬运铁锅，林间径窄，锅大走不开，只得沿呼玛河改走冰面。不想半途七绕八拐迷了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未带干粮，饥肠辘辘，且天色近暮，寒意袭来。无奈之下，只得漫无目标地大喊“有人吗——？”

　　正在失望之际，忽听远处山林里也有人在喊。相互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总指挥老陈，正带人进山，也迷了路。那天老陈想到各处工地看看，顺便跟几位背运物资的老乡搭伴同行，还帮着他们背东西。老陈一看是国庆他们，很高兴。他发现大家都还饿着肚子，便说：“大伙儿先等一下，这儿离荣边公社的工地可能不远，我去弄点粮食，回来做饭吃。”说完就又匆匆而去。隔不多久，老陈果然带了几斤高粱米回来，给大家支锅煮起了高粱米饭，边煮边说，自己是辽宁人，做高粱米饭是拿手活。可惜那晚人们实在饿急了，没等饭全煮熟就三下两下吃了个精光。

　　经过初创时最困难的那一个来月后，五月解冻，工程也顺利铺开了。开山劈路，打眼放炮，架桥建房，一切渐入正途……老陈却不知什么时候调走了。依稀记得，不久又调往塔河的铁路支线指挥部，去开辟新战场了。

　　后来，老陈又重返县里，官复原职，历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听说我们回城后他还一度当过几年县长，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北疆小县，一直在基层的领导岗位上忙碌着。多年后我曾向人打听过他的下落，人家张口就称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一赞誉之词在我们的社会中久违了，但在我看来，却还有它特殊的意涵。如今不少年轻人习于将官员与滥权、贪腐相联结，既恨又羡，不相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真正好的干部，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并不准确的。不论怎么看，老陈仍是我所见过的任何时代都堪为表率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