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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宝贝们的江湖:文学偶像取代传统作家

2011-04-06 19:32 《新民周刊》 陈洁

摘要:继郭敬明、张悦然和韩寒之后,安妮宝贝终于耐不住寂寞,出任新经典公司“年度大戏”《大方》杂志的主编。新民周刊: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杂志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学本身。

新民周刊封面:安妮宝贝们的江湖

上海书展人气旺,读者争睹各类书刊

  文学圈·生意场

  不谈作家,只论偶像?“读者”已经过时,“粉丝”躬逢其盛——近来的文学江湖,像个热闹的自由市场。

  日前《大方》出山,就连一向拒绝曝光的安妮宝贝,也掀开神秘面纱,为自己的新杂志做伴娘。文学杂志是商品,如果羞羞答答、故作姿态,孤芳自赏、患得患失,玩小众文艺还行,搞大众刊物就不给力了。所以,文学偶像们都很聪明,要把粉丝资源转化为市场资源,一个个振臂高呼,以求一呼百应。

  文学偶像似乎正在夺取传统作家的光环,他们会不会重新洗牌中国文学杂志?老牌文学刊物《收获》和《人民文学》的主编们并没有忧心忡忡,而是颇有底气,相信“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确,mook杂志纷纷扰扰,但偶像不能摆平一切,如果筵席没有真材实料,粉丝也未必顿顿捧场。毕竟我们的文学除了偶像,还是需要个把大师的。 (钱亦蕉)

  “文学宝贝”办杂志

  文学偶像取代了传统作家的品牌效应,正在重新洗牌中国文学杂志。传统文坛并不无辜,但是偶像派一统江湖的局面也确实让人担忧,年轻人中是有痴男怨女,小情小调,但是这真的就是文学的全部吗?

  记者/何映宇

  俊男靓女,缠绵情事,为赋新词强说愁。你斜发装酷半遮面,我长发盈空太纯情。纯文学杂志颓唐之后,各路青春好汉路见有戏一声吼,江湖也要抖三抖。这些70后、80后的当红畅销书作家,一旦摇身一变为主编,他们那或激愤,或暧昧,或温情脉脉,或贫嘴耍宝的风格就将施展吸金大法,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你看,郭小四的《最小说》早已成为畅销品牌,韩寒的《独唱团》据说销过了百万册,而安妮宝贝的《大方》甫一露面,就已登上畅销书榜顶端。

  追根溯源,这批文学偶像中最重要的几个都发迹于老牌青春文学杂志《萌芽》。

  新概念作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青春文学三驾马车,哪个不是因为《萌芽》这个造星工厂的恩宠,才有今时今日飞黄腾达的人生奇迹?

  张悦然回想起自己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也觉得很偶然:“我们学校是一个新概念作文比赛得奖很多的学校,到我们这届的时候,老师就会指定一些同学去交一些文章,然后把它们一起寄到上海的《萌芽》编辑部。我就把之前写的一篇作文,投给了《萌芽》。”

  文学新星在迅速发芽、开花、结果。因为有了这些青春代言人的作家,文坛的格局乃为之一变,一批富有青春朝气的声音在文坛简直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纯文学刊物逼向边缘。是固步自封的纯文学杂志在自掘坟墓,还是青春文学杂志更能让青年人产生共鸣,因而后来居上呢?

  传统文坛并不无辜,但是偶像派一统江湖的局面也确实让人担忧,年轻人中是有痴男怨女,小情小调,但是这真的就是文学的全部吗?

  大方,真大方

  这些青春读物,更注重图文创意、艺术美感,并有另一种新形式的尝试,和那些多少年不变容颜的纯文学刊物比较起来,哪个生机勃勃,哪个暮气重重?

  继郭敬明、张悦然和韩寒之后,安妮宝贝终于耐不住寂寞,出任新经典公司“年度大戏”《大方》杂志的主编。

  大方的杂志究竟如何“大方”?很多日文杂志是蓝本,止庵特别提到了《巴黎评论》,这是一份能刊登小说的评论刊物,还有著名的《纽约客》和《新青年》。“《新青年》一直都有文学作品,第一期就有翻译小说。”止庵说。

  一拍即合。大家都觉得,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杂志比较“局限”。“刊登中国文学的杂志不发外国翻译文学,也很少刊登港台文学的作品,《读书》、《书城》这样的思想性刊物又不发小说。像我们《大方》第一期刊的村上春树访谈,这样大篇幅,很多杂志也很难发这样的访谈。我们希望做一本广义的文学杂志。”止庵对记者这样说。

  这是一份未来将充满变化的杂志,止庵抱怨:“很多杂志栏目多少年不变,这怎么能行呢?”大方,在于变,也在于海纳百川似的包容,可以放心的是,这里绝不会成为某个作家的专栏地,“现在青年作家办杂志的很多,我们可不想把我们的杂志变成作家的副产品。”

  绝对民主,安妮宝贝、止庵、马家辉、叶美瑶、胡朗五大编委没有明确的分工,但稿子都得过目,都得点头,这稿子才能上版,所以,止庵说,第一期的稿子比现在发的多好多倍呢。

  他们共同拍板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村上春树的版权,找人翻译。“这篇访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采访者是一位资深编辑,他和村上打交道很多年,做完这个访谈,他立马辞职,去大学当教授去了。这是他的收官之作,所以谈得非常深入。”

  除了村上春树,《大方》创刊号上第二号眼球先生是周作人。

  这篇未发稿《龙是什么》其实是周作人1953年给香港《大公报》写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另一篇是《十堂笔谈》。这两篇文章最后都未发表,1966年,周作人将《十堂笔谈》赠予一位朋友,后者近几年才将其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上,但并未引起什么反响。过了好久,止庵才发现这篇文章,他想,要在专业刊物上发表《龙是什么》估计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怕埋没了周作人的这篇文章,于是发于《大方》之上。

  周作人与村上并列,是不是有点怪?止庵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杂志就是要杂!你去看看民国时期的那些期刊杂志,比如鲁迅主编的杂志,稀奇古怪。杂志不应该单一。所以,周作人和贾樟柯没有任何关系,贾樟柯和黄碧云没有任何关系,黄碧云和村上春树没有任何关系,村上春树和安妮宝贝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就是杂志的效果。我觉得杂志妙就妙在一篇一篇文章之间的距离要大,这是我们编委的一个共识。就是要不一致,一致以后又会变成一个同人刊物。书和杂志还是有点不同,我觉得杂志的读者面应该比书的更宽广一点。”

  对于坊间乱花渐欲迷人眼的mook书,止庵觉得,《大方》至少有几大特点与众不同:一,太小圈子、个人口味的他们不学;二,应酬短文章不登;三,不追求时效性。“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日本大地震的事、利比亚的事,你在网络和电视上随时能看到最新的新闻,连报纸都滞后。”总而言之,就是一本追求永恒性而不是时效性的文学“杂”志,以杂为本,面向大众。筹备了半年多,《大方》终于闪亮登场。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刚刚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大方》,他对记者说第一印象是:“像村上春树、安妮宝贝都是大众喜欢的作家,有畅销书的因素在里面,我不担心它的发行。我的感觉是,它的装帧很精美,整个的杂志内容也比较雅,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第二期能办成什么样?还有谁能像村上春树那样重量级的人物能够有这样的市场号召力?它能走多远?“第一期出场的都是些有热点的人物,当然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一期一期办下去呢?需要细水长流,这是很难的。”

  悦然正乘鲤鱼去

  同样是女作家,张悦然是抱着寻找同道的理想来办《鲤》的。

  在新加坡留学期间,异国他乡,张悦然多少有些寂寥,也让她坚定了写作的决心:“如果不是新加坡的这一段经历,也许我不会,或是说,不会这么早,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因为正是这样严苛的与写作看似无关的环境,让人对写作的诉求更加强烈。”最能让她得到心灵慰藉的事莫过于就是上文学论坛了。她用了这样一个词组来描述这些论坛帖子对她的重要性:“精神支柱”。

  将自己新写的得意小说贴到论坛上,一段,一段,然后不断地刷屏,看看有没有回复,是鲜花还是板砖。也许就是那样一段孤寂的时光让她在以后下定了决心日后要办一本自己主编的同人文学刊物。

  当张悦然遭遇周嘉宁,文艺女撞上文艺女,一本文艺气息浓重的mook杂志《鲤》于2008年6月火热出炉。翻卷一读,那是一些诗化的文字,正如她用诗人张枣的一句“樱桃之远”来为自己第一部长篇命名一样,《鲤》也是一本非常注重文字诗意表述的杂志,用李商隐诗句“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鲤”字作为其杂志的刊名,也可以看出她对诗的偏好:“我喜欢读诗。我对语言本身有着无穷的兴趣,对意象也非常着迷。我的最初的一些小说,在构思的时候往往来源于一句话,一个意象,一个忽然在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但是她并不认为自己主编的杂志很文艺:“小说体现着作者的审美趣味,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作者笔下会是完全不同的小说,它们可以被写得很‘文艺’,也可以完全不‘文艺’。所以我想,你所说的‘文艺’或许是一种审美趣味决定的。而‘文艺’和不‘文艺’的标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同,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用来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我不想对我的作品做任何评判,它是否文艺,会否主流,都不是我去思考的问题。不过一直以来,中国小说大多都是世俗的。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好看的世俗的小说。我想,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留给我们的财富,如果将它们完全抛弃,是困难的,也是可惜的。”

  但她终究不是诗人,自立门户的主编算不算商人?她的工作室坐落于北京望京,100多平方米。忙是自然的,可是又好像很闲散,每周只去办公室两三次,决定稿子杂志的一些事务,但没有传统公司的那种束缚,谈杂志的策划,吃吃东西,也像是在闲聊。商人?看来不太像。

  郭敬明的《最小说》大获成功之后,找张悦然主编杂志的出版社和书商络绎不绝,她也有过犹豫,觉得自己写作和做主编完全不同,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出山分一杯羹。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经商:“这更多的是我的一个文学梦想,我也一直想做文学杂志,但是不会把它纯粹视作一种商业。”

  现在,《鲤》第十本《来不及》也已经出版上市。虽然从江苏文艺出版社转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旗下,但是影响力未减,粉丝依旧热情,这一人群当然以80后为主,但是张悦然并不认为自己办的是一本“80后”文学杂志,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80后”作家:“我出生在80年代,称我为‘80后’是无可厚非的,‘80后’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在我的身上也能找到。这些,我没有必要逃避或者否认。我并不是不喜欢‘80后’这个说法,我不喜欢的是‘80后作家’这个标签。许多人总是将这一代作家视作一个整体,找出一些牵强的共性来概括他们,在我看来,这样做毫无意义。”

  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但是,《鲤》现在的境况并不能说很乐观。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张悦然主编的《鲤》面貌很新颖,和传统文学杂志相比,它有一种时尚、女性气息,作为一种尝试,这种类型的刊物,有它们非常鲜明的特点。但是和《大方》比的话,就好像有点圈子气重了一点,路走得窄了一点,小资女性的气味太浓了一点。所以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办得也比较艰难。”

  在商业上获得更大成功的毫无疑问是郭敬明。继《最小说》、《最漫画》大卖之后,高歌猛进的郭敬明又在去年年底一下子推出了两本新杂志。

  两本,都是16开,彩色与黑白交叉印刷、图文并茂,带点文艺腔,更强的是扑面而来的青春时尚感。郭敬明旗下两员女将,各领精兵,旌旗招展,你看,左有笛安,右有落落,一本《文艺风赏》,一本《文艺风象》,强势出击,显然,瞄准张悦然《鲤》的一杯羹了。

  《文艺风赏》希腊雕塑的封面图画边上,有两列竖排小字,写的是:“新锐文学旗舰”和“巅峰大赏,文艺复兴”。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话出口,文艺复兴的重任在肩,笛安的心情又会如何?是自得还是忐忑?“经过了半年多的准备,紧张、讨论、争执……还有等待,我们终于来了。”在《文艺风赏》创刊号的“主编手记”中,笛安以一种艰苦后终成正果的口吻这样写道。

  主编这本杂志前,笛安已经写了8年,但是毫无编辑出版的经验:“在写作之外,我是个非常笨拙的人。突然之间,却要承担起主编一本杂志那么重的任务,实在是我自己当初也没有想象过的。”

  笛安说她唯一能打的一张牌是她的“固执”,这绝不是她一个人的固执,而是整个团队的固执,文字总监消失宾妮和视觉总监Hansey,可能要比她固执一百倍,只为选出一篇他们认为适合这本杂志的文字和美图。

  很难说这样的杂志在文字和视觉上都因这份固执而近乎完美,这依旧是一本文艺气很重的青春读物,从“风赏”这个刊物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它和落落的杂志一样,有浓重的日本情结,带来新风,目的是治愈苍生。像夜晚的星星,抚慰孤独的眼睛,落落给《文艺风象》这样定位:“它是生活的,它是文艺的,它是温暖的,它是治愈的,它是清新的,它是美好的,它像那颗在茫茫宇宙中找到相似近邻们的碎块一般,旋转着,旋转着,成为了一颗新的星球。”

  这些超新星正在发出耀眼的火花,但是,林夕给王菲写过这样经典的句子:“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现在协助笛安创刊的,是曾经因为闹出走而引起媒体关注的Hansey,在世纪文景的帮助下,也曾经办过一份非常文艺的青春文学mook杂志《Alice》(中文名《爱丽丝》),结果,未能大红大紫反而黯然收场。Hansey曾担任《I5land岛》和《最小说》美术总监,2006年与郭敬明共同创办《I5land岛》,是《I5land岛》书系中的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之一,因为不满郭敬明的某些做法,2007年,Hansey自立门户,与不二、晴天、蔺瑶等人组成新的工作室MiMzii,共出版6本《Alice》系列mook书和7本《HANA》(小开本,中文名《哈娜》)。在记者看来,在所有出现或者曾经出现的青春文学读物中,《Alice》可能是最漂亮的,不论是文字让人惊艳的程度和整体美术设计,都让人不忍释手,确是用心之作。可惜,Hansey不是郭敬明,没有那振臂一呼的号召力。世纪文景方面透露,实在是成本太高,现在的发行量,尚不足以维持这份杂志的继续制作和发行,只得忍痛割爱,Hansey也从创业者重新回到原点。

  要懂得,偶像就是偶像,才子只是才子,他就像姚谦之于萧亚轩、小虫之于任贤齐,是不是,命运注定了你身居幕后,那就必须承受这样的命运?

  重新洗牌中国文学杂志

  文学偶像取代了传统作家的品牌效应,正在重新洗牌中国文学杂志。但是程永新并不认为这些杂志的出现会进一步摧毁文学生态,他说“影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传统文学杂志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收获》杂志当然也会每年做一些调整,但这种变化和青年作家办的杂志无关。”

  而且,他说,像《大方》挂是挂了安妮宝贝的名字,但是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运作的团队,实际上这是个商业行为,尽管如此,程永新仍然认为这些杂志的出现会对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影响。

  “这些青年作家办杂志肯定是好事!”程永新斩钉截铁地说,“在这些杂志中,《最小说》的运作比较成功,定位也比较清晰,以少年以及少年到青年过渡期年龄段的人群为主要目标人群,发行量也比较稳定,可以说,这些杂志和作品局部地反映了当下青年人的一些生活观、价值观和文学观,这些杂志每本都有它们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当然,程永新也认为它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成熟的观念或理念。即使不成熟,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确实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即使《收获》老大哥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们很多都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笛安20岁的时候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作为头条),安妮宝贝作为网络上成名的作家,她的优美文字、鲜明个性,敲开《收获》大门多少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郭敬明的《爵迹》,已经在《最小说》上连载了部分,又在《收获》上发表,是否有违常理?程永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发郭敬明的《爵迹》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栏目叫‘延伸阅读’,长篇增刊,说穿了就是一本选摘,有那么点像经典赏析。出书前,他跟我们编辑沟通,我们讨论后觉得可以,就发表了他的这部长篇。我们这次也选了一点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并请了批评家做了一些点评,我们只是想将我们的杂志编得活跃一点,并没有别的想法。”

  真的没有别的想法?有没有一点市场的考虑?恐怕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吧。而终究,一些花会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只能结在深深的地下。

  与名利双收的这些成功人士相比,那些用生命来写作、却默默无闻的人们同样应该得到尊重。写完这篇文章时,正值海子逝世22周年的纪念日,就以这样的诗篇作结,作为对他们的答复: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海子《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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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

  记者/何映宇

  告别低调。

  曾经,像繁花落下的影子,安安静静;如今,大大方方高调,殊途同归,花好月圆,是另一种的海阔天空,在勇敢以后。

  许多人知道安妮宝贝,但有几个知道她的原名是励婕?1974年生于浙江宁波的她,对文字本身有痴迷,自觉自恃于文字的排列组合,有一种花开的声音在里面,那样感性,触手微温,有时候则是猝不及防的疼痛,顺着脊梁一路破碎蔓延。

  今夜,她不关心人类,只诉衷肠。

  1998年,一篇名为《告别薇安》的短篇小说在网络BBS上发表后,安妮宝贝连同她小资、破碎、忧郁、文艺的叙述风格迅速走红网络。这给了她自信,第二年,她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辞去了银行的职务,一边在广告和网络公司工作,一边写作大量的中短篇小说,2000年,《告别薇安》小说集出版后风行一时,出现大量盗版。

  顺理成章地,安妮宝贝就此走上写作之路。行走。行走。她爱旅行,爱摄影,爱简单的生活,在西藏,在越南、印度,留下她的足迹和影像,写的是烟火、手表、鞋子、大雨、素食和情书。就像那些疗伤情歌一样,抚慰着都会男女的孤单灵魂。

  这已逝的十年,没有多少人见过她的真容,网上的照片寥寥,更不要说接受媒体采访。她躲在她的华丽文字后面,结婚生子,只是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随时,可以失踪。

  可是,这一切终将终结。这是不是宿命,就像她注定要步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人的后尘,出任mook文学杂志书的主编。

  三月未央。《大方》登场。

  在《最小说》不过销量50万册的情况下,以首印100万册的姿态出版一本mook文学杂志书,其心之狂,可见一斑。她有什么镇刊之宝可以叫板《最小说》、《鲤》、《漫女生》等各大门派?mook杂志界的少林武当又是否会见招拆招?

  身边几大编委高参出谋划策,让她不会盲目。除了三天两夜村上春树访谈和周作人未刊稿这样的重头戏之外,自己为创刊号撰写了长篇随笔《一道屏风。一只碗。一本书。》一定可以让安妮宝贝迷们感到喜悦,还有贾樟柯专为《大方》写了《侯导,孝贤》一文,香港著名女作家黄碧云——算来是安妮风格的前辈——首次在大陆发表的小说以及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鲁特的代表作《药店》。

  这样的豪华阵容,确实有底气“大方”一下,以100万册的首印数杀入江湖,引起一番腥风血雨,奶酪重分,也是命中注定,那曾经的低调,有了今日的华丽。

  新民周刊:为什么将这本杂志命名为“大方”?有着怎样的寓意?

  安妮宝贝:《大方》的英文刊名《O-pen》有三种含义:“Oh! Pen!”有一种惊叹的意味,是对用笔书写的赞美;同时“Open”有打开、开启、欢迎、迎接的意思,透过笔墨创作把美妙的想象和自由的思想引进生命花园;最后落到中文译名“大方”之意, 视界高远, 格局宽宏。

  新民周刊:《大方》杂志的编委中有止庵(大陆编委)、马家辉(香港编委)、叶美瑶(台湾编委)、胡朗(大陆欧美文学编委),你和这些编委的关系式怎么样的?

  安妮宝贝:我们经常一起开会讨论,所有主题和内容,大家会拿出意见活跃交流,是自由而民主的形式。

  新民周刊:是否会经常以电话、e-mail或MSN方式讨论稿件,还是最后由你统一定稿?

  安妮宝贝:对。稿件我们都需要多次讨论。我有一票否决的权力。

  新民周刊:作为主编,你是如何来定位这本杂志的?

  安妮宝贝:《大方》是一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话题”的杂志书,“它挑选自有风格的作者、文字、图片、有一定距离感”,“它推崇一种平实的、真诚的、清湛的、开放的思考方式”。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

  新民周刊:创刊号最吸引大众目光的毫无疑问是村上春树的访问,我个人觉得村上春树并不能算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作家,在标榜“暂时离开资讯的、应景的、热闹的、时效的话题”时,却以村上春树作为最大的卖点,并将其置于封面之上,是否和你们的初衷是违背的?你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村上春树的?

  安妮宝贝:村上春树这篇访谈日本制作方非常认真专业,图文俱佳,我很欣赏他们的专业态度。村上出镜,对喜欢他的读者来说难能可贵,而他对创作、作品、生活、思想种种层面的论述和观点,会让喜爱文学的读者受益,包括一些创作者本身。这是这个访谈的价值所在。对村上春树优秀与否这样的论断,应该是读者个人的喜好或判断,而单纯从文本的诚意、严肃和深厚上来说,这个采访值得登载收入。

  新民周刊:而其中的周作人未发表文章《龙是什么》,显然是止庵的专长,你觉得周作人和村上放在一起,是否有些奇怪?

  安妮宝贝:没有任何奇怪。这个读物要刊载的是值得细细阅读、认真存留并能从中受益的内容,这是唯一标准。与谁或谁没有关系。

  新民周刊:在这本杂志上,你发表了长篇随笔《一道屏风。一只碗。一本书。》,这是专为杂志写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安妮宝贝:专门为杂志而写。

  新民周刊:很喜欢《东京梦华录》?喜欢古籍吗?

  安妮宝贝:对。喜欢这本书,喜欢古籍,这也是目前我阅读中占主要部分的内容。

  新民周刊:黄碧云是否也是你本人特别喜爱的小说家?

  安妮宝贝:我现在很少阅读小说,因为读小说需要很多时间。她是有独特风格并且态度严肃的作家,这符合《大方》适应的作品标准。

  新民周刊:这本杂志中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范围很大,雷蒙德·卡佛和马尔克斯的风格也差别很大,在这方面怎么取舍?

  安妮宝贝:我们选择文本有个性的值得阅读的作品。这就是取舍标准。

  新民周刊:季刊的话,时间上是怎么考虑的?会不会相隔时间太长?

  安妮宝贝:三个月一本,刚好适合精耕细作。我们的工作内容有时难度很大,需要一些曲折过程,但大家都在努力实践。

  新民周刊:目前市场上的mook杂志和青春文学杂志也如雨后春笋,你是如何看待它们的?比如郭敬明的《最小说》、韩寒的《独唱团》和张悦然的《鲤》?

  安妮宝贝:我没有看过,无法评断。

  新民周刊:你之前给人的印象都比较低调,这次高调出任《大方》杂志主编,以后还会保持低调吗?在编辑第一期的过程中,感觉如何?和自己写作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安妮宝贝:《大方》是一份新的工作。大家一起努力建立一个笃定单纯的平台,向读者推荐独特的作品、阅读方式、思想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值得尝试。这和低调或高调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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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四的相片彰显他的个性气质

  争议是免不了的,从他成名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和争议两字相伴相随,年纪轻轻就腰缠万贯、博客上晒富的举动、抄袭事件拒不道歉的强硬姿态……都让他遭遇唾沫横飞板砖无数。当然,是追捧还是唾弃,也是见仁见智。

  撰稿/河 西

  上海书城的签售现场如盛夏般热火朝天。郭敬明率旗下29名作家,声势浩大地在上海书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新年签售会。

  疯狂的粉丝们在门外大声呼喊着自己偶像的名字:“郭敬明!郭敬明!”比原定签售时间晚了40分钟,郭敬明才由安保人员保护着迅速入场,其架势,最受欢迎的演艺明星也不过如此。人气爆棚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畅销书作家,郭敬明拥有大量的粉丝,而其公司旗下的签约作家,也因郭敬明主编的杂志或出版的书籍而声名鹊起。因为来的人太多,尽管天寒地冻,元旦的这场签售会,还是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当天签售图书数量突破17600册,打破了郭敬明曾在北京签售时创下的15000册的全国纪录。

  身为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郭敬明,至少在青春小说的商业运作上,捷报频传喜上眉梢。不仅自己多部小说长期占据开卷排行榜显要位置(最近的畅销书榜上前10位中有4本是郭敬明著作),由其创办的畅销杂志《最小说》,自2006年10月创刊以来,也以50万份的发行量笑傲江湖。通过这本杂志,郭敬明以签约作家的方式捧红了一大批年轻作家:笛安、落落、安东尼、七堇年、苏小懒、消失宾妮、年年等等,原本名不见经传,如今经过郭董和《最小说》的包装推广,都已成长为畅销书市场冲锋陷阵的骁将、最世公司壮大发展的摇钱树。

  在杨浦区国康路他新买下的办公楼里见到郭敬明,春风得意马蹄疾,依旧是雷厉风行的老总范儿。两年前见到他时还是租写字楼,现在改租为买,财大气粗之意溢于言表,而且人手规模也差不多扩大了一倍。争议是免不了的,从他成名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和争议两字相伴相随,年纪轻轻就腰缠万贯、博客上晒富的举动、抄袭事件拒不道歉的强硬姿态……都让他遭遇唾沫横飞板砖无数。当然,是追捧还是唾弃,也是见仁见智。

  两年后重见,似乎更多了一份商人摸爬滚打后的成熟,这就是还有三年才满30岁的郭敬明,却已以他和他的杂志的存在,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出版版图。

  发迹于新概念作文

  新民周刊:你当时在四川读高中,怎么会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

  郭敬明:当时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新概念作文合集,里面登载了这个消息。然后,我看到他们的作文,觉得他们比我们当下的许多作文都写得更有新意,有很多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新人新作。第二年,当新概念再一次举办的时候,我想去尝试一下。它有个初赛,我把作品寄给《萌芽》杂志社,他们觉得还不错吧,所以我得到了复赛的通知,飞到上海参加了现场的比赛。但这个一等奖最后高考也没有加上分。

  新民周刊: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新概念作文对于中国高中生的作文写作是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你是否觉得新概念推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家?

  郭敬明:我想首先肯定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它至少让我们一群年轻人爱上了写作。因为之前从事写作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的作家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很少有十几岁、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会被认为是作家。但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有大量的少年作家涌现,开始自己创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概念对我们起到了非常好的影响作用。

  新概念作文办了这么多年,其实最有名的也就是我、韩寒、张悦然等少数几个人,跟前辈作家比,我们肯定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只是我们的书的销量看起来很壮观。但这只是代表一个方面,代表我们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但我们真正的文学功力、讲故事的能力或者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还需要时间,不是说你从一个比赛出来就成了伟大的作家。

  新民周刊:看过并喜欢其他参加过新概念的同龄作家(比如韩寒和张悦然)的作品吗?

  郭敬明:我跟他们年龄很相近,他们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虽然也不是很彻底的研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鲜明的个性,这也是他们受人欢迎的地方。但是我跟他们还是不太一样,我本人对出版和商业有很浓厚的兴趣,自己更多地也在经营这些方面的工作,他们更在意的可能还是自己作家的身份,但我在作为一个作家的同时,我还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优秀的杂志主编。

  全力进军青春杂志市场

  新民周刊:现在《最小说》的月销量在多少万册?

  郭敬明:50万册,《最漫画》有30万册。

  新民周刊:《最小说》获得成功之后,现在开始全力进军青春杂志市场,落落、笛安主编的两本杂志也已经面世,市面上女性青春杂志还有不少,比如饶雪漫的《漫女生》、张悦然的《鲤》等,在定位上如何与其他类似杂志区别开来?

  郭敬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今年新创刊了两本杂志,落落主编的是《文艺风象》、笛安主编的是《文艺风赏》。落落的这本比较偏重于女性生活方式,而笛安主编的杂志比较偏向于中国的主流文学、严肃文学,所以我们为她主编的杂志命名为“文艺风赏”,这里除了汇聚了一些青年作家之外,也会有中国最重要的作家的作品,比如阿来、严歌苓、麦家、张翎等等。刚刚去世的史铁生老师,我们第一期也刊登了他20年前的一篇小说,并不是因为他去世我们才刊登他的作品。在我们筹备这本杂志时,史铁生夫妇给了我们杂志很大的支持,给我们稿子,也给我们写推荐语,本来我们还想杂志出来后给他们看,没想到12月31日传来了让人悲伤的消息,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我觉得我们的杂志和饶雪漫的《漫女生》比较起来,可能年龄层次更高一些。我们之所以要创办这两本新的杂志,是觉得我们的《最小说》也已经创刊5年,原来假设16岁的女生读者现在也已经21岁,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的阅读趣味和需求也会有所变化,《最小说》不一定还能符合他们的阅读口味,那些成长了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最小说》太学生了,那我们考虑后觉得,我们不能一成不变,还是需要让这些消费者有更适合她们阅读的杂志。其实,大多数学生过了学生期之后就很少阅读文艺书,读的更多的是职场读物、外语学习类书籍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务实的图书。我觉得文艺书已经可以算是精神上的奢侈品了。在这么节奏快的时代,你要挤出时间来读文艺书,真的挺奢侈的,不像高中大学时代,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那些文艺的作品,所以我也希望给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更多的选择。

  新民周刊:你主编的每本杂志都有阅读读者群的考虑,是这样的吧?

  郭敬明:对,像《最小说》主要集中在14-20岁的年龄段,《最漫画》集中在喜爱漫画的读者,《文艺风象》和《文艺风赏》的读者年龄段再高一点,是18-30岁的读者群。今年下半年,我们可能会再创办一本杂志,14岁以下更低龄的《最小说》的版本。低中高的年龄段,我们都有囊括。

  新民周刊:你对韩寒创办的《独唱团》等其他文学偶像主编的杂志怎么看?

  郭敬明:我看得很少,张悦然的《鲤》以前看过一两期,饶雪漫他们的我觉得太低龄了,我看不下去。我看国外的设计杂志还看得比较多。

  用杂志平台汇聚人才

  新民周刊:通过《最小说》的成功,你的旗下也积聚了一些人气作家,他们的书也都非常畅销,在开卷的排行榜上,经常会有多本上榜,你觉得你们的小说受到如此大的欢迎,主要原因何在?

  郭敬明:写得好是第一位的,在写得好的前提下,还需要好的机遇和平台,我们公司扮演的角色就是,把这个作品尽可能地推广出去,但这个作品是否受欢迎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作品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虽然签约了七八十个作家(加漫画作家可能还不止),也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很受欢迎,有的销量非常高,有的也就平平。所以我看关键还是作品的质量。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你能吸引多少人来读你的作品是你的本事。并且,我们和谁签约也是看他的潜力,并不是在《最小说》上发过小说我们就签约。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们这些青年作家的成功会改变中国文学整体的状态吗?

  郭敬明:改变中国文学的状态谈不上,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平台。中国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茫茫人海,没有人发现他们,如果是自己拿着稿子去找出版社,经常的结果是四处碰壁,出了书的也如石沉大海,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为他们铺平一条道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去创作,我们公司有足够宽广的平台,可以让他们的作品给其他更多的人看到。

  新民周刊:你《岛》时期的合作人Hansey出去高调创办《爱丽丝》杂志,现在又回来和你合作,你不介意吗?

  郭敬明:我觉得年轻人出去闯一闯,才知道这个世界真实是怎么样的。以前在温室里长大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真的出去看、逛一圈之后,他的心态、眼界各方面都会成熟很多。我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我不会一定要逼死你或怎么样。我觉得你有才华,我很看重你,你出去一圈之后重新选择了我,我觉得那就证明了我的价值,前提是你要能做出好的东西来,私人恩怨我不会放在公司的日常事务里来。

  现在Hansey在负责笛安《文艺风赏》杂志的设计。我觉得他们做的那本《爱丽丝》还是没有把握住市场的定位,做得太个人了,所以最后销量没办法维持发展。

  推崇前辈与自恋不矛盾

  新民周刊:对一些传统的作家,个人比较喜欢的有谁?

  郭敬明:我都很喜欢,包括苏童、余华、王朔、李锐、王海鸰等等,我个人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整个文章的结构、反映的内容、行文的洗练、文字干净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这群写手和比我们年龄更小的写手。只是当下的阅读口味,年轻人更爱看我们的小说,但是我相信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喜欢那些比我们年纪大的作家,会理解他们的魅力。

  我是一直很推崇那些前辈作家的,因为我是读他们的书长大的。说实在的,如果我当时不看他们的书,我也不会知道怎么写作,我在他们身上学习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很尊敬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很伟大的一群人。

  新民周刊:写作方面有什么理想吗?

  郭敬明:写作方面没怎么考虑,每年销量都是第一,你也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奖项就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了。取决于很多很多的因素,如果得奖,我当然很开心,不能得我也不强求。写作方面也是顺其自然,也不是说非得拿个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才高兴,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想写小说我就写,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写小说了,我就不写了,也可以。

  新民周刊:你的自拍照在网上广为流传,你觉得自己是个比较自恋的人吗?

  郭敬明:我还好啦。我对自己还蛮好的,我也很喜欢自己的状态。有时候我也会去买好看的衣服,吃的用的都不会亏待自己。其实“自恋”也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态度。

  新民周刊:你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看到批评的意见会介意吗?

  郭敬明:看他说了什么。如果是网上那种谩骂性的,我根本不会理会。但是如果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会很感谢,像郜元宝老师在《收获》我的《爵迹》后面写的那篇批评文章,我就很感谢他,我还专门发了短信、写了信给他,就是说谢谢你的意见,包括我在出版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把它修改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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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文学所做的事情绝不是抹平经验的差异,恰恰相反是发现这种差异。

  记者/何映宇 实习生/王丹彤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身为《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却没有固步自封,他一直关注文学偶像办杂志的动态。新出版了什么样的杂志不错,他都会去买一本翻翻,研究一下,卖得火的成功在哪里,关门大吉的又失败在哪里。

  在李敬泽看来,文学期刊正在走向差异化生存的阶段,目标读者是谁,期刊编辑者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这样的话,就可以拥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从而使得自己的杂志至少有了立足之地。

  和《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一样,李敬泽也对这些杂志持宽容的态度,并不认为它们对《人民文学》这样的传统文学刊物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是胸有成竹还是故作轻松?旁观者未必清,当局者未必迷,听听李敬泽的看法,肯定也是一种启示。

  大家一起做大蛋糕

  新民周刊:继《最小说》、《鲤》、《漫女生》等青春文学杂志后,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以首印100万册的姿态强势出击,你对这些非体制内的文学杂志是否关注?

  李敬泽:这些杂志我都比较关注。首先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作家办刊物,在当代文学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实际上一些传统文学期刊中也有作家主编杂志的情况,比如《人民文学》历任十多位主编中,就有茅盾、王蒙和刘心武。再往上追溯到解放前民国时期,鲁迅、巴金也都在办刊物,巴金不光办刊物连出版社都办呢。可以说,没办过杂志的作家反而是少数。

  我觉得在正常的文学生态中,作家办刊物是很正常的事,作家除了写作还可以更主动地投入到文学生活中去。通过办刊物,慢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文学理念体现出来。通过自己杂志对作品的判断、对作家的判断,从而去影响特定读者群的特定文学趣味。

  就中国的文学期刊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存在,虽然我们文学期刊很多,但是差异化不足。真正有特点,对文学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有力实现这种想法的刊物还是太少太少了。所以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理念去办一份刊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个人比较欣赏的是哪一本?

  李敬泽:《大方》吧,《大方》办得不错。起码从第一期来看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杂志这个东西从长远来看一定是个小众媒介,除非是《读者》,你可以每期发到几百万份,其他的,它一定是高度差异化的体现。所以编辑者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的读者是什么。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样的杂志陆续出版,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文学生态?你觉得这些杂志会不会对传统纯文学杂志产生更大的冲击?

  李敬泽:总体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它可以使我们的文学生态更为丰富更具差异性,有这些生机勃勃的生力军参与进来,它只会使这个市场更活跃,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可以看到更多的机会。对于文学期刊的市场本身来说,经常会有记者问我会不会感受到威胁、竞争力和压力,我没觉得受到多大威胁,更多的是感到鼓舞。不是说他们有一个读者就从我们这拉走一个读者。恰恰相反,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活跃的参与者会使市场增大而不是萎缩,那么多的作家把他们的个人粉丝都拉进杂志读者这个范围里,会从整体上加强文学杂志的读者群,使得更多的人适应杂志的阅读习惯。说实在话,文学阅读的读者一直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的阅读比例占据很大的一块,成为阅读的主流,杂志的阅读已经变得不是一种习惯了,很多人已经不习惯于通过杂志来阅读文学作品了。那么这些有市场号召力的杂志的出版会重新培养读者的兴趣。毫无疑问,这些杂志,在市场营销、运作、包装上等方面都很强大,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对这些杂志也有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一是觉得作家办的杂志差异化仍然不足,或者说你选择了一个差异化的方向之后,有没有有力地去坚持它。差异化是让一本杂志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稳定的读者群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只是表面的包装胜于实质内容,那么这些文学杂志还将面临考验。文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分众读者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杂志和书还不一样,杂志必须有一个长时段的考虑,而图书只是一个短暂的出版过程。对于杂志编辑团队来说,考验的不是一时的营销策略,还有综合性的能力。

  分众竞争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些杂志的读者群是不是比较单一,是否重叠?

  李敬泽:每一本杂志都有自己的预期读者。或者说我是给年轻人看的,那是给什么样的年轻人看呢?现在年轻人也分很多种。我想现在出现的这些畅销杂志或杂志书,普遍捕捉的都是都市的小资和白领、青春期的学生,以他们作为目标读者群。它们的情况可能还是在一个窄众的读者群中进行竞争。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但是实际运作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写作资源是不是充足,对于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否有充分的估计?办杂志就是无期徒刑,贯彻和实现定位将面临巨大挑战。

  新民周刊:既然面对青年和白领的杂志能够成功,那么面对男性、中年或老年的文学杂志你觉得是否有这种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

  李敬泽:当然有,杂志的成功,特定的分众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些面向青年和白领的文学期刊的成功,对于传统文学期刊来讲是很重要的启示。你看,传统期刊的办刊理念几乎都是漫无目的、不考虑特定读者群的。而我认为分众过程对于文学杂志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我们也在摸索其他分众的市场运作,也不一定抓住白领就一定成功。

  新民周刊:从一个先锋派、新写实占据主流话语的文学年代,突然转向纯情青春写作,你觉得这种文学转向是如何产生的?

  李敬泽:我觉得未必发生过转向。当我们在说什么什么年代的时候,我们恐怕都是在以一种武断的方式下判断和概括。恐怕我们现在也不能就说现在是一个“青春小说的时代”,这样听起来也很怪,与实际情况也未必一致。我只能说现在是一个多样化和高度差异性的时代,你是去体现差异性还是压抑差异性呢?现在差异性就成为一种价值。

  所以现在值得警惕的其实是新的一致性,比如以青春写作为主就变成了新的权力,它不是政治权力,是市场的权力。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真的去认真地丰富差异和尊重差异,使得文学变得摇曳多姿,那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论证新的一致性的伟大意义吗?即使面对青春,面对年轻人,难道是同一的吗?广东打工诗人郑小琼难道不是年轻人?我们都在谈80后,难道80后就只是郭敬明、张悦然吗?别忘了郑小琼也是80后。别忘了,文学所做的事情绝不是抹平经验的差异,恰恰相反是发现这种差异。

  变一个表情

  新民周刊:对于这一批作家的文学性你怎么评价?郭敬明的《小时代2.0》就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刊登这样的小说是怎么样的用意?

  李敬泽: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一本杂志如果从创刊之后一直是一种姿势一个表情,你自己烦,别人也烦。那就太僵硬了。就像身体一样,僵硬了就要出问题,僵硬,对于身体和杂志都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可以变,也要变,在保障大框架的前提下可以改变。当然也不能乱动,变成多动症也不好。郭敬明的发一下,大家很吃惊,那么吃一下惊又怎么了?

  新民周刊:今后还会刊登更多此类年轻作家的作品吗?

  李敬泽:不是以后的问题,而是一直在发现新作家。如果你经常看《人民文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相当大比例来自年轻作家之手。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慌张是因为,这些新出现的青春文学杂志大部分作者都是从我这出道的,所以这些杂志的出现也没什么。我也要求我的编辑们认真看这些新的杂志,如果有好的作者我也会吸收过来。

  新民周刊: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杂志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学本身。

  李敬泽:商业上的成功很重要,杂志的属性就是一个商品。现在,大家也开始看到,具有偶像价值的作家所占有的读者群。但是,杂志不同于书,一个作家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出书,可是杂志就必须定期出版,那么读者的预期能否定期维持,这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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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们办杂志,自然一呼百应

  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撰稿/陈子善

  1922年3月,新文学杂志《创造季刊》在上海横空出世。它是刚刚创办不久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机关刊物,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重要作品。创造社以此为标志正式登上中国文坛,从而继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之后,为中国新文学进程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一经问世,立即在大江南北的文学青年中不胫而走,三个月即再版,由初版的竖排改为横排,至1929年5月,已重印了五版!而这本创造社首种机关刊物的创刊号正是由刚以小说集《沉沦》震动文坛的郁达夫主编的,其时他才26岁。

  创造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办的文学杂志一种接一种,《创造季刊》之后,又有《创造周报》、《洪水》(周刊和半月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等,势头越来越猛,影响越来越大。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年轻,郭沫若主编《创造周报》时年岁稍长,也不过31岁,“创造社小伙计”周全平主编《洪水》周刊时才22岁,诗人冯乃超主编《文化批判》时27岁。

  不独创造社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杂志的数量之多,恐怕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最粗略最保守的估计就有一千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88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就收录了276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2010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又收录了657 种。不过,后者所收并非全是文学杂志,两者所收也不限于新文学杂志。其实,自晚清以降,作家编辑家一身而二任的大有人在,作家主编文学杂志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新文学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新文学虽未能一统天下,却已是大领风骚,新文学杂志此起彼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必须指出,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是文学新锐或仍属年轻的中坚。其中,既有先以创办杂志闻名而后再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如茅盾,他1921年1月接手《小说月报》编务,大刀阔斧革新时才25岁,当时署名“桐乡 沈雁冰”,还未使用笔名“茅盾”,1927年9月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亮相,才署名“茅盾”;也不乏先以作品受到文坛关注接着编辑文学杂志的,如巴金,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成名作《灭亡》,到了1934年,他在北平先后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学季刊》、与卞之琳等合作主编《水星》,时年30岁,两年之后又在上海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季月刊》,而靳以与巴金首次合作时才25岁,卞之琳与巴金合作时才24岁。

  数字颇能说明问题,不妨再举些较具代表性的例证。朱自清1922年与俞平伯合作主编中国第一份新诗杂志《诗》月刊时才24岁,田汉1924年主编《南国》半月刊时26岁,冯至1926年与杨晦等主编沉钟社机关刊物《沉钟》半月刊时才21岁,朱湘1927年独立自办《新文》时23岁,徐志摩1927年主编新月社机关刊物《新月》时30岁,沈从文1928年与丁玲、胡也频合作主编《红黑》杂志时30岁,丁玲1931年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27岁,施蛰存1932年主编现代派代表刊物《现代》月刊时27岁,苏青1943年主编《天地》月刊时30岁、吴祖光1946年主编《清明》时29岁……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文学杂志的编者本身都是各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年龄段又大都在20—30岁之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周作人1924年接替孙伏园主编《语丝》周刊时已39岁,林语堂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时37岁,戴望舒1936年主编《新诗》时31岁,朱光潜1937年主编《文学杂志》时40岁,胡风1937年主编《七月》时35岁,老舍1938年主编《抗战文艺》时已39岁,柯灵1943年主编《万象》时34岁,李健吾1946年主编《文艺复兴》时40岁……但按孔夫子的说法,他们都还未到或刚到“不惑”的年龄,戴望舒和柯灵则过“而立”不久;如按今天的习惯说法,他们都仍是未到“中年”的“青年”。

  鲁迅的情况较为特殊。他1925年主编第一份文学杂志《莽原》周刊时已经45岁,但若从他1918年参与过五四新文化代表刊物《新青年》的编务算起,他编辑刊物的起始年龄仍然可以定格在38岁。

  因此,除了个别例外,如曹禺和张爱玲,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文学作家都有主编文学杂志的经历,有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以主编文学杂志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多年轻的或并不很年轻的新文学作家热衷于主编文学杂志,形成了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色,对新文学进程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小可。杂志是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图书馆学上又被称为“连续出版物”,自有其定期出版、时效快、影响大的特点。相当一部分现代文学重要作品都是在杂志上首先发表,然后再出版单行本的。新文学作家或以其年轻的锐气,或以其已有的知名度主编文学杂志,目的就是为了更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多地争取新文学的读者,为了进一步扩大新文学的传播,争夺新文学的话语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韩寒主编《独唱团》、郭敬明主编《最小说》、张悦然主编《鲤》、安妮宝贝主编《大方》等,这些青年作家在作品畅销一时之后,先后涉足文学“杂志书”的编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只是当下的文学语境已经转换,杂志的性质或也有所改变,出版考量也可能不完全是从文学出发,诚然,他们也并非没有新的创意,但这已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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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洁

(原标题:《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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