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阁劫后余物

　　文宗阁的损失是惨痛的，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所有的阁内藏书都化成了缕缕青烟，成为江南藏书史上的一大浩劫。两江总督曾国藩不仅是清代重臣，以政绩名于世，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在琉璃厂书肆买书时，认识了莫友芝，两人以书交友，成为莫逆之友。曾国藩占领江宁后，对文宗阁、文汇阁的被毁非常关心，就派莫友芝代替他专程踏访文宗阁、文汇阁，希望能找到文宗阁和文汇阁的遗物。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贵州独山人，是晚清有名的藏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是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的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秀才，道光十一年（1831年）考取名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莫友芝客居曾国藩幕府，他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帮助曾氏收购江南遗书，后又被曾国藩派去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同治四年（1865年）任金陵书局总编校。他潜心版本目录学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莫友芝到镇江、扬州后，经过一番细心的查访，没有寻到由两阁溢出的图籍，感到很遗憾，就此事专门致函答复曾国藩：“奉钧委探访镇江、扬州两阁四库书，即留两郡间二十许日，悉心咨问，并谓阁书向由两淮盐运使经管，每阁岁派绅士十许人，司其曝检借收。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避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匙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将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书阁者扬州绅士，僧不得与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比至泰州，遇金训导长福，则谓扬州库书虽与阁俱焚，而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长福曾于泗、泰间三四处见之，问其人皆远出，仓猝无从究诘。以推金山库书，亦必有一二具存者。友芝拟俟秋间更历诸郡，仔细蒐访一番，随遇掇拾，不限多少，仍交运使恭弆，以待将来补缮。”

　　莫友芝的这封信很重要，他谈到了镇江、扬州两阁《四库全书》的管理制度，谈到了太平军逼近镇江时，金山寺所藏经书，由僧众运至圌山绍隆寺下院保存下来。而管文宗阁的人不让僧人过问阁书。谈到了盐运使刘良驹和管理文宗阁的扬州绅士在大难来前的无所作为，竟然以“僧不得闻”导致书没能运出，被焚一空的惨状，谈到了与金长福训导的会面，二阁可能有借出书未还的现象，谈到了他在秋天再访二阁旧地的打算，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宗阁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至于后来莫友芝是否再次寻访，目前还不清楚，有待做进一步的考证。但从现存的《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上有莫友芝的私人藏书印来判断，莫友芝很可能又来过镇江，并发现了这部文宗阁劫余之物。如果他第一次来就发现了《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的话，不会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不说到此事。目前这部《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的清抄本被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内。此清册装订为4册，不分卷，经史子集各一。清册上无页码，无栏线，无版心。在其经部的抄本上有封面，上写“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经史  一二”字样，而在另一本史部之册上没有封面；在其子部的抄本上也有封面，上写“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子集  三四”，而在集部之册上没有封面。现存的四册抄本均无封底，各册的最后一页也是修复用纸，说明了该书曾经金镶玉修复过。而且修复时可能因经史和子集部分书页太厚而进行了处理。重新按经史子集各一册装订。

　　此书经部各册的首页上又钤有“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的印章。景岫楼是南通冯雄（1900-1968年）的藏书楼。冯雄，字翰飞，号彊斋，藏书万卷。他尤其重视南通地方文献的收藏，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有记。

　　抄本中没有关于底本的记载，也没有抄书人的记载。所记录的是入藏书的函数和书名，有的一函内不止一种书，但无卷数。与《四库全书总目》核对后，知道每函的容量限制在10余卷，就是说其函套的大小基本相同，这样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也便于书的排列整齐美观。如有卷数较多的书，其分函时即以十或十二卷，卷数较少的书，两三种合为一函，亦十卷左右。所记装函的书不分门类，但排列的顺序大致同《四库全书总目》，只有史部略有出入。在经、史、子三部中各有未到之书，经部有一部未到，史部有二部，子部有三部。这些未到之书均在书名下粘一小纸条注明，以便查考。例如子部的《印人传》《羯鼓录》《乐府杂录》《棋经》《棋诀》合装为一函，此函下粘了一黄色小条，上写“印人传未到”等字样。这些小条，说明可能在乾隆五十五年时曾用这本清册核对过当时的入阁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