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颇不得时的历史学家

　　顾颉刚，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于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

　　“古史辨”派代表人物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

　　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在顾颉刚去世后，官方的定论以及诸多纪念者的表述都将疑古派史学与五四反封建运动捆绑一起，如他的老领导、解放后历史所首任副所长尹达著书称：“‘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因为近代革命是由1911年前后的民族、政权革命，到1917年前后的语言、文学、文化革命，到五四的青年、民众运动，一路走来，呈现出“不断革命”的趋向，其中最触动文化根基的史学革命确是由顾颉刚在1922-1926年间完成的。新文化运动是将欧洲的文艺复兴拿来在中国重演，疑古派的作用正是在文学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之后，为彻底否定经学填充了学术论证。

　　一生可谓颇不得时

　　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建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至于每逢政局变易而备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解放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做起“把握马列主义”。1957年7月胡适大病初愈想念顾颉刚的时候，他正因学习苏联版《历史唯物主义》用心过分而失眠。

　　抗战时期，他尽量向学术靠拢以弥补政治方面的空乏；解放后，则尽量向“反封建”靠拢，以政治带动学术。在尚有选择余地的时候，顾颉刚的动作常会较他人慢一节拍，进退失据，不能“时中”。五四运动爆发，他原本可以站在傅斯年身边作一位旗手，成为新史开端曙光初照下的功臣，而他却回乡了。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其影响犹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而他却因大学欠薪在7月离开北京南下福建。1928年新民国政府建立随即全国统一，傅斯年意欲建立一种“国家学术”，当然会“旨在提高”，顾颉刚却在中山大学讲论疑古，同时谋求“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1931-1935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相继爆发，傅斯年讲演“书生何以报国”，继而编写《东北史纲》，顾颉刚则在美国教会所办燕京大学中补充完成了几篇疑古的代表性论文。1940年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顾颉刚在昆明按照他最初“打破民族出于一元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观念”的疑古思想大讲民族与地理问题，以至于遭到傅斯年的痛责。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