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上的生活变迁

　　民以食为天，食要烹煮熟，而烹煮需要火焰。在我们镇江，历史上一直是靠燃烧柴草取得火焰，来烹煮食物。友人年已70多岁，家住蒋乔，从小体弱多病，他的儿时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陪着父亲挑了从山上砍伐的柴草到镇江京畿岭卖了，再找到中医看病，买药回家。

　　我没有在京畿岭买卖柴草的经历，因为家住在西津渡对面的长江边，经火车从外面运来的圆木，在这儿卸下火车，滚入长江扎成木排，然后运往各地。圆木是要检测计算数量的，但依附在圆木上的树皮，印象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忽略不计的树皮就成了我们居住在长江边的居民们烧锅腔子燃料的主要来源。

　　要剥下依附在圆木上的树皮，首先要准备剥树皮的工具“铁翘子”，这“铁翘子”是用一小段圆钢，一头经加热改造而成，剥落圆木上的树皮时，就用拍扁的这头，插入树皮和圆木的间隙，撬下树皮。撬下的树皮大多是湿漉漉的，需要晾干晒透，于是居住在长江边的居民，房前屋后晾晒树皮有时就成了一景。

　　燃树皮烧锅腔子毕竟是劳时费力的事，等我们稍大时，家中就开始用自制的煤炉烧煤球了。记得煤球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从煤球店买来的煤球，这种圆圆的黑球，像一个个扁扁的小乒乓球。绝大多数人家为了省点钱，都是买来碎煤，按比例兑上黄土和水，像和面一样，和成稀煤，然后在房前屋后用小勺舀出一个个煤球晾晒，等到它们干透了，再堆在屋内备用。

　　记得母亲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了，因为要早早地生炉子给全家做早餐。生炉子是个技术活，要先从炉子底部引燃废纸，再点燃碎木头柴火，然后对着风门扇风，最后引燃上层的煤球才算成功。有的时候柴火比较湿还得淋上点煤油助燃，如果外头起风了，得看风向调整煤球炉，否则熏出眼泪是常事。邻居的妈妈们一起生炉子的时候，烟雾缭绕的，很壮观，哪家妈妈的手法娴熟与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样的活儿母亲每天早上都要重复，直到后来蜂窝煤的出现，实现了煤炉的一次革命。蜂窝煤比煤球大多了，体积也比煤球大。晚上就可以选个厚蜂窝煤，架在快燃尽的煤饼上层，风门再留小小的一条缝。第二天拉开风门，幽幽燃着的蜂窝煤就会马上旺起来，这样母亲早上可以多睡十几分钟。

　　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球要凭票才能买到，按月按户按人口，实行凭证、划区、定店、定量供应，每月定量标准为1人户每月蜂窝煤70个，3人户每月110个，4人以上户每月120个，稍微大意就不够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下放丹阳农村后，世世代代烧稻麦秸秆的农民们也知道了蜂窝煤的好处，于是他们在每年油菜籽收获的季节，从口中省下一些菜油，托我们和城市居民调换蜂窝煤。这时候我们就会带他们来到镇江，找亲戚、邻居用菜油调剂蜂窝煤。城市居民蜂窝煤也不够烧，但为了能吃到那刚从油坊榨出的香喷喷的菜油，往往硬是从炉膛内省下蜂窝煤。我记得2斤菜油可以调换100个蜂窝煤，有时由我们带到城里调换蜂窝煤的队伍，还颇为壮观。

　　1982年我成家了，因为老婆当时在镇江地区交通局工作，交通局的下属公路处，自行采购液化石油气，作为福利供应给职工，我们当时也享受了这一待遇。记得当时是两种罐子，一种10公斤，每罐2.40元；15公斤的则是3.60元。当时我们将煤球炉和液化气灶搭配使用，煤球炉烧水烧饭、炖汤煨肉；液化气灶则炒菜、热菜，使做饭的速度加快了许多。有时烧液化石油气也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菜烧到一半，燃气没了，于是我把气瓶移出来，用脸盆倒上热水，放入气瓶加热，在一旁“哐当哐当”地摇瓶子，老婆则在忽大忽小的火苗下烧菜，这样将就烧了一个菜，火渐小，再摇也没了，我只好蹬上自行车，架上沉重的钢瓶去供气站换燃气。

　　1983年我们搬到正东路交通局宿舍，起先还是烧的煤球炉和液化气灶，1984年我们居住的这个片区开始装管道煤气。管道煤气安装好后，我们的煤球供应证就改成了红色的“煤气户供应证”，每季度供应70只蜂窝煤，以防管道煤气出问题。

　　1998年我们购买商品房搬到水陆寺巷，购房时电、水、气单独装表都要另外收费，装煤气当时花了2000多元。2004年天然气进入镇江，我们家家户户都由煤气公司上门改装了灶具、热水器，我们也烧上了高效、清洁的天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