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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那些你还不知道的故事

■工资并不低为何一穷二白 ■妻子默默支持从不说“难” ■流传最广的照片是偷拍的

2014-05-14 16:18 小君

摘要: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

年时期的焦裕禄。
1953年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参加工业建设,
这是他在车间里凭听觉监测卷扬机的运转情况。
焦裕禄(前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兰考沙区现场组织抗灾。新华社发
  焦裕禄家属合影。新华社发
1963年秋天,焦裕禄亲笔书写的《县委批转团县委关于爪营大队开展“红三员”活动情况的报告》。

  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

  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

  高工资无财产

  上有2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

  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21级干部,月工资51.5元,焦书记级别比较高,有130多元钱。”

  在此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工友张兴霖记得,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过当时物价低,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背后的女人

  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三十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

  “家里一切事由母亲管理,父亲很少在家,没时间管我们。”在焦国庆印象中,他们见不到父亲很坦然,但一会儿看不见母亲就到处找。作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中间焐热的温暖。经常不着家的焦裕禄,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爱的二胡,悠悠琴声成为子女们对温馨家庭的长久惦念。

  “父亲最喜欢一家团聚,只要在家就陪我们玩,讲笑话甚至打牌,他走后家里很多年都没有鞭炮声。”女儿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

  偷拍的照片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偷拍下来的。

  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

  “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岁高龄的他,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

  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

  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50余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

  这就是那张传播最广的照片,焦裕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

  几十年来,一想起焦裕禄,这番对话就盘旋在刘俊生心头。

  据新华社郑州5月13日电

责任编辑: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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