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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让庆祝台儿庄大捷

2014-06-30 16:35 小君

摘要: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限制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限制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

台儿庄大捷,因曾进入教科书,故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但因此役系桂系领袖李宗仁所指挥,故学界、坊间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为抑制桂系之声望,曾试图限制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其依据是蒋当日曾就此役作出过如下指示:

“(1)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胜利带来骄傲。(2)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4)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5)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①

有论著评价称:“这5条指示中,第5条是涉及对日策略的,姑不评论。前4条则明显是在压抑对这次胜利宣传的基调,以尽量缩小桂系的影响。”并谓:“据说,一次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问什么事?左右告诉他,是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闻报,面有不悦之色,冷冷地说:‘有什么好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②

上述材料,见诸日方资料及市井“据说”,其真实性尚无定论。但笔者于徐永昌函电中,亦发现有两封致蒋介石函电,其内容,正是要求蒋介石对台儿庄一役的宣传要加以控制。第一封,写于1938年4月7日。函电全文如下:

“台庄之捷,薄海胪欢,惟爆竹庆贺,未免太早。盖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罹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气,而转为国际之窃笑也。钧座如以愚见为然,乞立饬制止,藉以静民气而蓄内劲,并手谕前方将领,勿以骤胜而骄,为敌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当,伏乞钧裁。”③

第二封写于1938年4月8日。函电全文如下:

“窃维口舌兴戎,古人所戒,现当军事好转之始,于宣传方面,尤宜格外留意。盖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国际情势,多忌善变,我国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强,岂其所愿。兹表同情于我者,非为我,实忌日耳,我若骤胜而骄,矜夸自诩,(不仅今次为然)则将移忌日之心,转而忌我,岂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胜,始露其端,举趾日高,何以为继。倘狃于一胜,遽谓日人易与,民气浮嚣,必有难以善其后者,(战事结束时,亦必棘手)况钧座领导建国之始,似宜养成坚贞弘毅之民风,宣传虽属一端,始基尤所当谨,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项,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难,窃谓宣传文字播音,宜以端谨厚重为依归,而以轻薄浮夸为大戒,于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军阀与日人,切宜分别,于其天皇,尤不可轻侮)敌以暴,我以仁,敌助寡,我助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否则空言召祸,甚非计之所得也。迂谬之论,是否有当,伏乞钧裁。”④

1938年春,蒋介石(中)与李宗仁(左)、白崇禧(右)于徐州合影

徐在日记中感叹:蒋先生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

徐永昌乃国军一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综而言之,其主张对台儿庄胜利须控制宣传的理由有三:1、此役虽苦战获胜,但战果有限,且得益于日军未曾增援,若宣传过度,刺激日军,恐招致其更改战略,舍弃苏俄而全力攻击中国。2、不实的宣传,容易使国际上发生误会,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强其忌中之意(暗指苏俄与英国)。3、虚夸战果,易令一般民众对抗战之艰难程度产生错觉,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久持待变之战略,造成破坏性的舆论压力。

查徐永昌日记,4月8日有记载称:“蒋先生昨夜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回忆去岁卢沟桥战事之庆祝,真是既愧且罹。”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对蒋起到了作用,但因蒋的“不令庆祝”的指示“语句不痛切”,效果有限,徐永昌遂于4月8日再度致函,详加分析浮夸宣传的个中利害,前引日方资料所提供的蒋介石关于台儿庄胜利的五点指示,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发——细查该五点指示,与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内容,高度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徐永昌在函电中对台儿庄之役的描述——“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与日方资料高度吻合。1938年初,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对应否在中国大陆积极作战,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由于台儿庄之战,出乎意料地判明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约50个师(其中有10师中央军)的中国军,集结于徐州附近,整备强力的抵抗阵地,于是乘此良机,使用全部中国派遣军一举与中国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意见,在陆军各方面增高了。以台儿庄战斗为契机,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⑤

由此可见,徐永昌担忧过度的宣传会刺激日军发动更大的攻势,是有道理的。至于说蒋介石接受徐永昌的意见,“不令庆祝”台儿庄大捷,是为了防范桂系坐大,就史料而言,并无根据。事实上,在桂系的运作下,台儿庄大捷的宣传相当宏大,用李宗仁的话来说,是“举国若狂”,“台儿庄区区之地,……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⑥

1938年4月,台儿庄中国军队阵地

注释:

①(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②《蒋介石的人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P516。③(台)中研院:《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P65。④同上,P66-67。⑤可参考森松俊夫《“日本军台儿庄大败”的真相》;冈本清福《关于坂本、濑谷两支队在台儿庄附近分离的情况》;秦郁彦《台儿庄之战》等。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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