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的盗印之风

　　学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傅惜华藏古本小说丛刊》，煌煌三百册，因收入诸多孤本珍本小说，而为研究者所瞩目。这套“丛刊”第238册至241册，收入的是清宝文堂刻本《彭公案》，并列入“清不明年代刻本”。

　　根据“版本说明”，宝文堂刻本《彭公案》原为“二十四册（四函）”，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傅惜华先生所藏的并非全帙，卷首缺封面、牌记、绣像诸页。而在此书牌记上，却标着“岁次癸巳年刊”。癸巳年为光绪十九年（1893），可见该刊本并非“清不明年代刻本”。

　　这部宝文堂刻本《彭公案》之牌记，颇是有些意思。除了标明刊印时间、书坊地点外，左栏还镌有“翻此板者，即我子孙”字样。这八个字，可看作是该书坊主对于版权的自我保护意识。

　　在古代，没有版权保护机构，各书坊翻印图书，已成寻常。这对于图书的原出版机构来说，自然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如明末大文豪冯梦龙曾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另一位书商袁无涯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版未行，翻刻踵布。”但面对这种现状，他们根本无力改变，于是只能在图书里加一些类似这样带点辱骂、威胁意味的言辞。

　　余象斗是明万历年间建安著名书商。因不堪图书频频被盗印之苦，他刊刻《八仙出处东游记》一书时，特意在卷首写了篇“引”，对盗印行为大加斥责：“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的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此文虽然骂得酣畅淋漓，可想要靠口诛笔伐来转变这一风气，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宝文堂刻本刊印前一年，京都本立堂即刊行《彭公案》。有意思的是，本立堂刊本在“牌记”上镌有“如翻此版，男盗女娼”，并附加“识语”云：“孰意书行中竟出不肖之辈，张贴通衢，大贬其价。余往购之，初则有价无书，继以半部塞责，节目混乱，文理颠倒。似此寡廉鲜耻趋利赚人，实堪痛恨。”又云：“今又续刊后部，亦百回。倘再搅扰，本宅定究！”由此可见，当时小说盗印已到了何等猖獗的地步。就在本立堂刻本刊行不久，同为京城书肆的经国堂立即翻刻此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翻此版，男盗女娼”这块骂人的牌记，经国堂书坊也照刻不误。

　　既然解决不了盗印的问题，那就只有提醒读者注意甄别，购买“正版”了。在这方面，书坊主也是煞费苦心。晚清著名石印书局点石斋曾于光绪戊子(1888年)刊行过一套《东周列国志》。这部石印本卷首人物绣像二十四页，每回精图一页两幅。因其“图说精美，墨色显明，为海内君子所许，不胫而走”，遂至“有射利之徒，见利忘义，即用原书照印，以图鱼目混珠”。为此，点石斋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声明”广告。

　　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的广告中，点石斋称已 “将原底重校复印”，并且“特于绣像赞语后，每加小印一方，以为区别”。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的广告中又称：“兹点石复印，书面加‘光绪二十年秋七月重印’，另盖‘双梧书屋鉴定’印章，末页盖‘原图原书，翻印雷殛火焚’一戳，如无此二章记，即系赝鼎，赐顾者请详察。”可见点石斋推出的“重校”本，亦被反复多次盗印。无奈之下，只有通过刊登广告，提醒读者购买时加以注意。寒斋所藏点石斋《东周列国志》，绣像赞语后加有小印一方，应该是光绪十六年“重校复印本”。

　　最后再回到宝文堂刻本《彭公案》上来。因傅惜华先生藏本失却绣像，致使读者无缘一睹原书绣像的神韵。此本绣像共四十八页，前图后赞。绣像几至顶天立地，人物造型虽显夸张，却很是生动，加之融入了丰富的京剧舞台演出元素，颇具意趣。赞语设计亦很花了一番心思，赞语配以玩物器具，颇值珍赏。在笔者所见《彭公案》诸多木刻本里，此本绣赞最为精美，难怪宝文堂在刻印此书时，要特地加上“翻此板者，即我子孙”这句话了。

　　■文/叶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