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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镇江,我的童年杂忆

——记八十多年前几件亲历的事情

2017-02-14 17:44 小君

摘要:我是镇江人,今年已94岁。1937年离开家乡,距今已整整80年了。

□ 胡邦定
  镇江老城区的黑屋顶 丁伟民 摄
  民国时的女塾  资料图片

  我是镇江人,今年已94岁。1937年离开家乡,距今已整整80年了。有几件十岁以前经历的事,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晰。把那些留有时代烙印的事记下来,可以记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有些人的生活。

  出 家

  我幼年体弱多病,母亲怕我不好养活,就让我“出家”,做佛门弟子。乡间迷信,说是一入佛门,妖魔鬼怪再不敢侵犯,就可以健康成长了。其实所谓“出家”,只是举行一个仪式,即烧香拜佛,钟鼓齐鸣,由我所拜的师父引领,在佛堂上顶礼膜拜,磕许多头之后,就算礼成。

  当年我才六岁,我所入的这个庵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的师父是一位女尼,大概五十来岁。奇怪的是她并不是剃发修行,而是留着普通妇女的发型,在头后梳一个发髻,身穿一件似道袍又不完全是出家人穿的那种袍子。这个庵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家庙。我的师父姓尤,不知道她有没有法号,我们只叫她“尤姑儿”。所谓“姑儿”,在这里不是指姑母,而是相当于“姑子”,即尼姑的意思。她原本就在这个家庙修行,大户人家败了,没有财力再支持这个家庙,就由尤姑儿接掌。她手下还有两个妇女,也不剃发,跟尤姑儿一样,都没有婚配。她们穿普通人的衣服,为的是到施主家里穿门入户时,走动起来方便。因为一般人家是忌讳僧道进门的。

  母亲让我“出家”,完全只是一个形式,在心理上求得一些安慰,实际上我依旧在家和哥哥姐姐一样生活。我年纪小,不知道家里为我“出家”向尤姑儿这个庵布施了多少钱。我记得抗战前逢年过节,尤姑儿她们都要拿一个两层的提盒,里面装着四盘素菜,包括:素鸡、素什锦、素火腿、卤小花生之类送到我们家来。每当收到这些礼品,都要回报一两块钱(当时物价低,一块银元是很值钱的),这大概也是心照不宣的布施。说到素菜,其味道之鲜美,令我至今难忘,比上海的功德林、北京的全素斋不知高出多少倍。当时味精刚面世不久,且价格很贵。据说,庵观寺庙里做素菜,都用白布包上大量虾籽煮出鲜汁,用它来做调料,吃的人绝对发现不了虾籽。

  我六岁出家,到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举家西迁,其间有七八年时间。头两三年,每年都要到庵里去行香拜佛一次,以后逐渐稀松。流亡入川后,也不了了之。本来据说按老规矩,到了我要结婚的时候,还要举行一次仪式,即先到庵里拜佛,然后由师傅用一把大扫帚,将我逐出山门,以示不再是佛门弟子,才能还俗成婚的。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 没有多少文化。让我“出家”这种事,我父亲不管,也没有人去深究它有何意义,也可以说是糊里糊涂随俗而行。当时做这种事的,绝不只我家这一户。

  小男孩入女塾

  前面已经说过,我幼年体弱多病,特别是有“小肠疝气”,不能做稍微激烈一点的运动。我的哥哥都进正规小学,我却不能。因为正规小学要上体育课,要跑步、打球之类,家长怕我因此犯病。于是把我送进私塾,而且是个女塾,即只收女生的私塾。

  塾师是我母亲的姑母,我叫她姑婆婆。她的父亲是个秀才,多年任塾师。她是独生女,深受父母钟爱,从小就随父亲读书,国学修养很不错。可惜年轻丧偶,生计无着。不得已自己办个女塾,专收女生。我虚岁六岁(腊月间生的,过了一个月就算两岁),塾师又是亲戚,所以把我这小男孩也收下了。我现在回忆,当年全塾的学生总数不过十二三人。有两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六七岁的小女孩,多数是十岁左右,只有一个大姑娘,大概有十六、七岁了。此人姓徐,小名大凤儿(这些同学基本都是邻居)。我们家的人都叫她“徐家大凤儿”。我很喜欢这个凤儿姐姐,因为她白净好看、和气。我不知道她读的是什么书。只知道最小的孩子和我一样,每天认方块字,最初一天认四个字,五天一轮回,即学到二十个字时,第六天用一天时间复习,不教新字。其实每天都在复习,因为就几个方块字。然后因年龄的增长,从一天学四个生字加到六个,稍后会加到八个。

  一两年以后,尽管是女孩子,也要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这些必修的书。再以后就要有女生的特点了。因为送孩子到女塾来的家长,都是比较保守的,怕女孩进学校会与男孩子接触,又要让她们有点文化,将来可以嫁个好人家。所以到十一二岁以后就要读以讲妇德为主的书,如女“四书”。此外也教学生读《尺牍大全》之类实用性的书。为的是将来出嫁后能和丈夫及家人通信。这些事都是后来姑婆婆告诉我的。

  我在女塾只待了一年,就转到男塾去了。在女塾没有读过什么书,只认方块字,大概总计也认了一千多字。学习本身没有什么突出的记忆。只是从大凤儿的不幸婚姻里,看到我们家乡当时社会上相当普遍的一种可悲现象。

  大凤儿的父亲是一个南货店的掌柜。掌柜的除了拿工资,还有干股,年终可以分红,所以是比较富裕的。当时婚姻讲门当户对,大凤儿的未婚夫姓吴,读了十多年私塾,能写会算,父亲是个开铺子的。未来女婿长得很帅,在外地一个不小的钱庄学生意(即当练习生)。所谓钱庄,就是个做存款放款生意的小银行。他们结婚的时候,郎才女貌,引起围观者啧啧称羡。我也是凑热闹者之一,当时觉得凤儿姐姐能嫁个好女婿,我也朦朦胧胧地为她高兴。然而好景不长,小吴先生燕尔新婚,度假一月之后回原地上班。凤儿姐姐则留在婆家。家乡的规矩,媳妇要在家侍奉公婆。

  小吴先生聪敏能干,满师不久就升为“跑街”,即自己可以独立出去拉存款、放贷款。这是钱庄的经常业务,也可以说有一定的权力。加上小吴先生人长得帅不说,待人接物也很周到,或者说人很活泛,人缘很好。这样自然交游广阔,结识的朋友也良莠不齐。不免有人引他去花天酒地。他没有钱,钱庄里的规矩是,平时只给一份剃头洗澡的零用钱,其余的年底发一整笔钱,让店员带回家过年。小吴先生不过二十二三岁,正是青春浮躁的年纪,当然谈不上什么定力。一涉足烟花酒肆,自然就深陷其中。没有钱,就只有拉亏空,挪用公款。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贪腐行为很快就被发现,于是卷铺盖走人。这一走不要紧,绝不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事情。小小年纪,信誉坏了,还有谁家敢要你去工作?于是回家吃老子。

  凤儿姐遭此大难,天天与丈夫牛衣对泣。在公婆面前还要尽量恭顺,赔笑脸。要命在这不是“有期徒刑”,而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离婚一说。她每天除了清早到门口向挑担子进城卖菜的农妇买点蔬菜之外,成天都不出门。过去有说有笑,活活泼泼的一个美丽少妇,如今成了寡言少语、满面愁容的小媳妇了。我上学有时路过她的家门,看见她在买菜,她也同不认识一样,不搭理我。我还是个孩子,知道她遇到不幸,也不会主动去和她说话。抗战以后,更不可能有任何信息了。这是八十年前的往事了,思之仍深感怅然!

  我唱的第一首革命儿歌

  我五岁到十一岁读私塾,除了在姑婆婆家上学时比较自由,别的时候每天都面对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夫子。只要老师在场,连大声说话都不敢。除了上厕所,可以活动一下,舒展舒展之外,一天到晚只是伏案读书写字。音乐二字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也没有唱过歌。邻居中有上小学的孩子,他们都会唱些歌。这与我是完全无缘的。

  时代总是在发展变化着。镇江虽然地处长江、运河之交,有沪宁铁路经过,交通相当发达,离首都南京又很近。但民风淳朴,当年还是比较保守,很少融进新思想。但革命运动是促进社会进步最大的动力,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北伐,以消灭盘踞在北方的军阀势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上。由于有共产党人做政治工作,士气很旺。不过十个月,北伐军便以破竹之势,从珠江流域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前锋更直抵河南。当时统治我家乡的大军阀,是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他的部队盘剥压迫老百姓很厉害,一遇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则一触即溃。北伐军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原因是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且善于宣传鼓励。最明显的就是鼓励战士、影响全国的“国民革命歌”。整个歌曲只有8小节,歌词也只有8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原本是个外国儿歌改编的,在赋予革命的内容之后,立即发挥了巨大的鼓动作用。加上曲调鲜明,简洁,朗朗上口,几乎一听就懂,听两遍就会唱。连我这个成天闭锁在私塾里的孩子,从来不知唱歌为何事,听邻居唱了几遍也就学会了。人们常说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新鲜事是最难忘的。唱“国民革命歌”就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唱歌,所以至今难忘。

  过去只听说这首歌是从一首外国民歌移植过来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想查个究竟。经访问专家才得知,这原本是捷克西部波西米亚地区的一个民谣。也有人说这首歌曲的旋律最早源自中世纪的教堂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后改编成儿歌,在西欧许多国家曾广为流传。英文把这首歌称作《约翰弟弟》,法国人则改称《雅克弟弟》,德国人唱这首歌又把它改成《马克弟弟》,总之都是用本国最常见的名字,也就是所谓入乡随俗吧。作为童谣,在中国还有几个版本,有一个叫《两只老虎》,原文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这首儿歌流传都非常广泛。但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打倒列强”那样印象深刻。我估计是北伐军打下上海、南京,经过我的家乡镇江时,由北伐军教给老百姓,包括儿童,从而传遍城乡,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动员曲,成为广泛流传的歌曲。

  (作者胡邦定,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曾任《大公报》编委、国家物价局副局长、《价格理论与实践》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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