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访古之一——汉代隐士焦光

文/张大华

唐代《润州图经》记载：焦山因“焦光所隐，故以为名”。焦光于汉末隐居焦山，在石洞中搭棚为屋，铺草为床，以砍柴为生，悬壶济世，为人治病，汉献帝三诏他为官，他都巧妙回避以拒绝。

三诏的过程大体是：皇帝第一次来诏书时，焦光煎汤熬药，以妻子患病为由加以推诿；第二次，借邀友出门远游而回避；第三次，焦光躺在床上，以自己年迈多病为由拒诏。

清代《四库全书》中收有多篇有关焦公的原始资料，如汉代蔡邕的《焦君赞》、晋代葛洪的《神仙传·焦先》、晋代皇甫谧的《逸士传·焦先》、魏晋鱼豢的《焦先传》等，还有近百种图书转抄的相关资料。这说明，焦光是我国古代，尤其是古代隐士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在这些丰富的资料中，最早记载焦光的是蔡邕的《焦君赞》，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篇关于焦山的诗文。蔡邕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他官至中郎将，因此后代称他为蔡中郎。他曾被权臣所陷，从河南“远走吴会之地”，在江南待了12年。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在流落江南期间他到过镇江或者焦山，为同时代的焦光写赞是情理之中的事。宋代以前，焦山普济院都立有蔡邕的《焦君赞碑》和米芾的《焦山普济院碑》。

最早收录蔡邕《焦君赞》的是成书于唐代的《润州图经》，《润州图经》是一本专门记录镇江地理历史的著作。《唐书·经籍志》记载：“《润州图经》二十卷，孙处玄撰。”原书久佚，但里面的许多内容被编于宋代的《新唐书》《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及景定《建康志》《润州类集》等宋代地理历史典籍中，被以后的官修正史多次引用。孙处玄，唐代润州人，以学行著名，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征为左拾遗。孙处玄作为唐代镇江地方的著名学者，以当地人写当地事，他的记载应该是值得信任的。此后的镇江地方志书和焦山志都采用这个说法。

最早把焦光封为圣人的是宋真宗，他在祥符六年（1013年）赐给焦光“明应公”的谥号。宋真宗在敕文中说，有一天他在病梦中，一个自称是焦光的老人上殿献丹，梦醒后他的病居然就好了。他找人来问，才知道焦光是汉末著名隐士，在焦山山洞里隐居，皇帝三次下诏请他出来为官，他都以种种理由回避，甘于清贫。为表彰焦光，宋真宗下诏赐他谥号“明应公”，并免除焦山的田地差役，让地方官员按时祭奠。从此，焦山定慧寺一直建有焦公祠、明应公殿，地方官员负有维护、祭祀的责任。

隐居焦山的是焦光还是焦先，焦光与焦先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在历代《焦山志》中都收有不同观点的文章。焦先是三国时魏晋时期人，同时期的大学者皇甫谧、鱼豢、葛洪都写过他的传。但多数人认为“先”是“光”字之误。在著名的元代《至顺镇江志》中，作者以编成于北宋时期的《润州类集》为依据，直接把“先”改成了“光”，认为这是因为“光”与“先”字形相似而产生的错误。因此书中卷十九“侨寓”栏下介绍焦光时，把皇甫谧和鱼豢在《焦先传》中的“焦先”都改成了焦光，并引用皇甫谧一文说：“焦光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旷然以天地为栋宇，暗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元寂之幽；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苦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忧不以累其心，捐视听不以污其耳目。羲皇以来，一人而已。”

还应注意到的是，对隐居在焦山的是焦光还是焦先的争论，是在宋真宗敕封后发生的，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争论。因为唐代孙处玄在《润州图经》中只收录了蔡邕的《焦君赞》，而没有收录魏晋时期大学者、大历史学家皇甫谧、鱼豢和东晋时大百科全书式文化巨斧葛洪的《焦先传》。孙处玄作为唐代担任过朝廷高官的大学者，以他的知识、眼界和严谨态度，应该不是一种疏忽。清康熙年间，《江南通志》总纂稿、镇江著名学者何洯在《焦隐士考》中，考证出焦光应比焦先大七八十岁，蔡邕在焦先未出生前20多年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再为焦先写赞呢？再说，“三诏不起”是最能体现古代隐士高风亮节的事情，如果焦光、焦先是一人，皇甫谧、鱼豢这样的大家怎么会在文中不写呢？因此，隐居焦山的是焦光而断不是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