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徙封了宜侯？（下）

文/龚舒琴

正如上篇专栏文章所说，唐兰先生紧随郭沫若先生之后，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同样，依据同一个“簋”，唐兰先生也给出了三条理由。而且，唐兰先生的后两条论证，恰好跟郭沫若先生的理由截然相反：

首先，他也采用了类比的方法。这是青铜器考释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认为，宜侯分封的“土、民、器”数量和规格，低于晋文公而高于晋文侯，显然是一位级别不低的皇亲国戚。而且，他的分封无论是土地，还是受封的臣民，抑或受分封的国家之器，都和康王分封给贵族“盂”差不多，和同期分封在“郉”地的“郉侯簋”上所反映的赏赐物也可以相互验证比对。所以，他们是康王时代的青铜器。

其次，对周王称呼的特有性。他认为，武王是死后的称号，而成王是生称。铭文中“武王成王”连称，一个是已经死了的武王，一个是生着的成王，无论是在礼制上还是文章的体例上，显然都不符合。因此，只有推定是到了康王时候，武王成王都已经是去世的王才可以连称。同期的“小盂鼎”上铭文中出现了“周王、武王、成王”连写，同期的“夨令”系列的另一件青铜器“作册大鼎”的铭文也有“公来盥武王、成王异鼎”之说，而这两件青铜器恰恰是他本人认定的康王时候的礼器。

第三，从所“封之民”的属性来看。他认为，宜侯被封时候的“在宜王人”应该是“周人的王臣”而不是“殷遗民”，这个有《左传》的几篇文献为证。因为，成王初年，四海未定，尤其是“犬戎”和“东夷”时时窥视周王室的江山，“三监之乱”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因此，周王不可能分封“殷遗民”给宜侯。所以，只能是康王时候。

两位先生都是上世纪史学界泰斗级人物。两者观点针锋相对，而且都言之有据。也许，正是源于此，中国史学的魅力才愈发地诱人，牵引着后世爱好史学的人，一代代地解读，一代代地辨析，一代代地纠正。

而事实上，按照“利簋”铭文的推断，周武王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一天发动了“牧野之战”，且在一天内完胜，最终以纣王拥玉自焚而宣告了殷商王朝的灭亡。这个日子，也是上世纪备受瞩目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结论。

再来回望太史公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所描述的场景：“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

按说，周章是武王分封的，而且按上下文理解，貌似武王对周章的分封就只是一种形式，因为按照《逸周书·世俘解》介绍，武王克殷的最初几天里，就在殷的疆土上，一口气分封了很多诸侯国，有先朝的后人奉祀先祖重新封国的，有同姓叔侄兄弟另立诸侯国的，也有异姓功臣的。

而且，令人震撼的是，克殷后的武王回到宗周，立即在周庙进行了隆重的国家祭祀，史料记载，这场声势浩大的祭祀一共持续了五天。而在供奉先祖的六个牌位上，“太王”和“太伯、虞公”和“王季、文王、伯邑考” 赫然并立。显然，刚刚克殷的周朝延续了殷的祖先礼仪。在武王的心中，周室嫡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的地位是显赫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刻的牌位上，太伯依旧是太伯，而虞仲已经是“虞公”，季历已经是王季，姬昌已经是文王。

既然太伯、虞公的地位如此被尊崇，那么，作为他们的后人周章，当武王分封先朝王之后和同姓姬姓后人的时候，也被当场分封应属情理之中。而事实上，这个周章，恰恰就是唐兰先生所判定的“宜侯”。在他的《宜夨簋考释》中，他非常肯定地推断，周章就是我东乡的始祖——徙封的宜侯。而且，他的封地地望就在东乡丹徒。

此时，倘若循着这个思路再来看两位大咖的解读，真的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了。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判断，周武王在位7年，而武王封周章的时候，周章已经做了吴国的君主，彼时，周章该是成人。即使按照西周初年最保守的成人年纪，彼时的周章刚满20岁，那么，经历了周成王在位37年，再到周康王任期内，徙封时候的周章该是耄耋之年了。而耄耋之年的宜侯又是怎样的舟车劳顿来到了东乡？郭沫若和唐兰，到底谁的判断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