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西周初的三个“夨”

文/龚舒琴

坦率说，刚接触宜文化时，我对周初的三个“夨”是颇感困惑的。

郭沫若先生只说宜侯夨跟“夨令簋、夨令彝”的主人是同一个夨，但他没有说出夨是谁？据此，谭戒甫先生顺势推断出“夨令”系列中的主人就是齐丁公之子的说法。而当年的张筱衡先生在对“夨人盘”的解释《散盘考释》中，更是直接就将“夨王”释读为“吴”王，一个打了败仗割地赔田给散国的夨王居然变成了主持正义裁断争议的人。此外，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陕西陇县、宝鸡一带先后出现了带“夨”字的青铜器达20多件，有单“夨”字，也有“夨王”字。这个在古文献上从未出现过的“夨”字，频频出现在地下文物的铭文中，确实令人困惑。

在许慎的《说文》中，“夨”有两个解释，一是“大”字上一撇向右倾，“倾头也，从大，象形”，而另一个则是“大”字上一撇向左，是籀文。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其形象都是一个人歪着头奋力向前奔跑。而这个造型恰好跟“宜侯夨簋”上的字形相符合，当然，也跟史料记载的那段遥远的“太伯奔吴”途中仓皇奔命的故事情节相吻合。

最开始，我以为“夨”是周人喜欢用的名字。因为按照唐兰先生的说法，“夨”应该是宜侯在中原世系里的名字，也就是周王室家谱上的名字，而周章则应该是吴地人称呼他的名字。但在我所阅读的传世文献里，无论是史料典籍，还是前人已经引用的资料中，都没有找到“夨”这个名字。不过，这个“夨”却频繁地出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中。我所知道的，目前为止，有近30只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夨”字，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个系列：一是1954年出土于镇江东乡的“宜侯夨簋”；一是192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马坡的“夨令方尊”系列；另一个则是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古凤翔县）的“夨人盘”以及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夨中”戈等系列。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不同时代、地点出土的三组“夨”系列，让史学界对“夨”是不是同一人而持续争执不下。当然，这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一篇文字的容量说清楚。本文仅仅列出三组青铜器系列。为了叙说方便，笔者统一按地域给它们重新命名，姑且将“夨人盘”等称之为“关中夨”，将 “夨令尊”等称之为“洛阳夨”，将宜侯夨簋称之为“宜侯夨”。

首先，按出土时间顺序，先说“关中夨”。这是一个“方国”故事。因为此盘涉及到“夨”和“散”两个家族乃至两个国家问题，考古界也因此又称之为“散氏盘”。夨人盘铭文有19行、357字。内容为土地转让，记述了夨国的国王凭借自己的威望，主持公道，让井国、眉国归还“散国”田地之事。这个青铜器出土在陕西宝鸡。上世纪70年代左右，随后的考古发现，在陕西宝鸡，写有这个“夨”字的青铜器出土呈“井喷”之势，陆陆续续，多达20多件，在考古界刮起了一阵不小的“夨国”热。这两组“夨”出现地点偏离不太大，所以暂且把它们归为一类来说。这一类青铜器上字很少，没有任何关于商或周王室赏赐分封的记载。

其次是“洛阳夨”。这是一个家族故事。在同一个地方发掘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夨令方尊”、“夨令方彝”、“夨令簋”、“作册大方鼎”系列，每一个青铜器上都有很长的文字，是以一问世备受考古学界重视。他们供职于西周洛阳成周的史官世家，有负责传达周王对大臣任命的，有接受周王赏赐的，有接受周王妃赏赐的，有接受代替成王摄政的周公赏赐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所有赏赐中，只有车马、美酒等财宝和奴隶，而没有象征诸侯国征伐大权的“斧钺”之类的记载。按照郭沫若、陈梦家等前辈的释读，“夨令”是父辈，供职于成王时候。而“大”则是“夨令”的儿子，供职于康王时代。而他们的父亲都是“父丁”，据此，郭沫若先生判断他和“宜侯”是同一人，当然，这也是他判断“宜侯夨簋”为成王时器的重要依据。但是，正是因为“夨令”任职于成周，唐兰先生作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判断，后期的李学勤也认同唐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在偏居江南的宜地，一个在周王室被称作中国的核心地成周，这个“夨令”和“宜侯夨”完全不是一个人。

最后是东乡先祖“宜侯夨”。这是一个关于周王室分封诸侯国的故事。铭文12行120余字，目前基本可以释读的有118个字。说的是周王徙封虞侯到宜地当宜侯的故事，而且，在周王对虞侯的赏赐中，除了土地山川、美酒、奴隶外，出现了象征国权、征伐权的“商瓒”、“弓、矢”，这是前两者所没有的。当年，这个青铜器的出土曾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描述中国古代分封制历史的重要物证，因此，上世纪50年代的东乡备受国内顶尖史学大咖们的关注。唐兰先生判定它是“吴国第一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出土在江苏镇江东乡的烟墩山上，是古吴国所在地。随后，在这个墓地的远远近近，陆续发现了几代古吴国君主的土墩墓。

由此可以推断，三组青铜器系列，出土于不同的地方，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