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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夨

2018-09-03 10:05

文/龚舒琴

只是一名纯粹地域文化痴迷者的我,因为两位大咖对宜侯身份完全不同的认定,从鱼米江南,跨过长江,越过平原,寻寻觅觅,千里跋涉,抵达关中寻亲,结果,兜头一盆冷水,两“夨”完全不是一家人。正彷徨,蓦然回首,还有一个“夨”在灯火阑珊处——成周洛邑,等我。

他就是西周初年“三个夨”中的另一个夨,“夨令”系列彝器的主人——洛阳夨。相对于关中夨,他跟宜侯夨更近。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上世纪50年代,宜侯夨一出,郭沫若先生果断判定其和宜侯夨为同一人。

在这里,我想先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本土人的很多宣传资料上,常常会把“宜侯就是周章”的观点附会到郭沫若头上。事实上,对于这个结论,郭沫若没有触及。他只是含糊指出,宜侯夨应该和“夨令”系列彝器的主人是同一人。

时光倒流,让我们穿越到1956年的中国考古学界。那是“宜侯夨簋”出土的第二个年头。就在郭、唐两位大咖对“簋”主人封地“宜在丹徒”达到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对“簋”的主人身份认定上,他们产生了严重分歧。在他们身后,有一长溜支持者们若隐若现的身影。

郭沫若和他的拥趸们坚称,宜侯夨和“夨令”系列的主人夨为同一人。早年的虞侯从洛阳成周的作册任上,被成王徙封到了遥远的江南,华丽转身成了“宜侯夨”。

首先,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青铜器,都有成王年间的时代背景。

而且,这个“洛阳夨”也是单字一个“夨”,两器主人的父辈都拥有一个名字“父丁”。

更难得的是,洛阳夨之子的《作册大鼎》铭文中也出现了“武王、成王”连称连写的情形,且武王的写法都是土旁加武字。这一点在其他青铜器上不多见。郭沫若将其当做“周武王、周成王乃至于周文王”都是生称而非死谥的有力旁证。事实上,他的判断没有错。因为在2008年面世的稀世宝贝“清华简”上,有史料完全证实了“周文王”就是生称。

郭沫若的判断当是有据。但遗憾的是,郭沫若只指了一条比对的路径,而作器者身份没有精确定位。无论是在对“宜侯夨簋”铭文的释读,还是在对“夨令”系列的铭文研读上都颇含混。

不过,站在这位当年史学红人的肩膀上,曾经担任过毛泽东老师的史学家谭戒甫先生有了新发现。宜侯夨簋一出,他立即将其纳入夨令系列彝器第三作为同一个考证范围,写出了《周初夨器铭文综合研究》。他说,这个洛阳夨就是齐国第二任国君丁公吕伋之子。

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个吕伋,在另一只也是成王器的“班簋”释文中,郭沫若先生将其和“吴伯”安排在一起,按照周成王的指令,作为左、右军将领,领着自己的家族部队,跟着毛公一起东征。

按照郭沫若的解释,“班簋”里的“吴伯就是虞伯”。而正是这个“吴伯”,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西周时候又一个青铜器上出现了“周章”的身影。王永波先生在他的《宜侯夨簋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一文中果断确认,这个“吴伯”恰恰就是 “周章”。也就是说,被王永波先生确认的周章跟郭沫若先生所认定的夨父吕伋同朝同战出征,生生演绎了一场浩大的“上阵父子兵”的古代版。

洛阳夨跟吕伋,吕伋跟宜侯夨,吕伋跟周章,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隔空归置到了一起。这时,唐兰先生说话了。

唐兰以及李学勤等学者们一致认为,洛阳夨绝对不是“宜侯夨”。因为,这两个“夨”的身份是悬殊的。宜侯夨的身份非常明确,他就是周章,就是吴国第五世君主,太伯、仲雍四世孙。

唐先生给出的理由,特别有底气。他认为,首先,这两组彝器都是周康王时期器。其次,“宜侯夨簋”里出现的虞公父丁应该是姬姓的虞公,如同周公的后世,代代都可以称为周公一样,这个虞公父丁可能是《史记·吴太伯世家》里的叔达,是周章和虞仲的父亲。是贵为一方天地的诸侯。而洛阳出土的夨令簋主人“洛阳夨”只是一个在周朝宫廷里担任作册的官员,也就是皇宫里常见的颁发诏书并且有时候还兼做记录的史官,周朝称之为“作册”,这和逃奔到荆蛮已经建国的君主继承人身份不符。

上世纪80年代,唐兰的观点再次得到了李学勤的支持。1985年,在“宜侯夨簋”出土三十年之际,李学勤再次撰文《宜侯夨簋与吴国》,廓清了当年的一些疑案。在文章的末尾,他特别强调:“附带说一下:唐兰先生认为宜侯夨不是令方尊、方彝的作册夨,也是正确的。作册夨任职成周,其器物在洛阳出土,他就葬在那里,和宜侯夨不过是同名,其父又都以丁为庙号罢了。他们的身份,是悬殊的。”

观点相左,但都有理有据。西周的这三个从未见文献记载但却相互纠缠的夨,真的令人欲罢不能。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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