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芙蓉楼 首页

清末民初的丝绸大户陶氏家族

2019-08-16 17:44

29a3ba9f-9108-4ccd-a80b-c4ac0033dc78

陶氏五柳堂

文/图 徐苏

走进不算太长的演军巷,人们就会发现一座叫“五柳堂”的古老建筑,里面保存下来的楠木大厅和藏书楼还是非常有名的。然而这座建筑里繁衍生息的陶氏家族,他们的祖祖辈辈对镇江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并不多,有必要补上几笔。

陶氏家族以经营江绸业著称。在近代列强冲击、新旧并存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家族一方面坚守传统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依托时代的浪潮,精心打造家族事业的内部环境。家族内诸绸号在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把原料进购、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有机地加以协调和联结,在镇江江绸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陶氏家族在经营江绸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小户,一跃而成为镇江地区的名门望族。

江绸大户

“吾郡出产,以江绸为最”。江绸生产和贸易,在清代镇江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江绸是代表镇江地方特色的丝织产品。江绸业在清乾隆末至民国三十年代以前大体经历了兴起、发展、鼎盛、维持几个阶段。尤其是太平天国后,国内市场对丝绸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

镇江江绸的大绸号有10余家,其中,以陶聚茂、毛凤记、陈恒顺、蔡协记四家名气大,而陶聚茂更为四家之首。陶氏祖籍江西浔阳,后迁江都宜陵镇。陶氏一世祖梁川公事迹不详。第二世九闲公的继配徐氏于乾隆初年始在镇江定居。第三世永年公起,陶氏家谱始有准确的纪年。并记载了其家族在永年公带领下,“仅缲丝线业以自给”。永年公死于乾隆四十八年。

永年公的两个儿子谱华公和盛春公分别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年,“既长业丝线,少赢余,设线肆,曰聚盛,继增绸肆,曰聚茂。”从这段记载看,陶氏家族涉足江绸业大约在十九世纪初。当时江绸得到官方的青睐,“清嘉道间江绸行风海内,织造之采办,内府之赏赍,取给尤多……”陶氏兄弟从江绸的流行中捕捉到了商机,及时转变经营方向,为陶氏家族日后事业的成功,准备了良好的商业智力。

陶聚茂的原始牌号,传到咸丰年间时,分化为陶聚茂原记和隆记两户。1880年,继原记而起的为乾记(聚茂乾),与隆记并存到光绪末年,同为驰名各销区的牌号。当时,陶聚茂原记和隆记在汉口、营口、上海等地都设有分行。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陶氏第五世,特别是第六世勇于开拓、善于经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为江绸业的发展重新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丹徒陶氏族谱》陈庆年序言中称赞其家族“既资之以亨利,父绍兄勉,益竞于其业,将以扬诩前烈于无穷”。当时,在陶聚茂牌名上加记的绸号多达13家,是陶氏家族江绸业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镇江江绸业本身臻于鼎盛的时期。

虽然陶氏家谱没有留下关于绸号内部经营管理的细节材料,但是结合其他史料和论著,我们仍然可以对此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据《清稗类抄》“江绸,为镇江出产之大宗……开设行号者十余家。向由号家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赖机织为生者数千口”。《续丹徒县志》卷14《人物八》陶怡条“先是昆季世绸业,有溧阳王性明者,卖丝得银币八百元。闻警(指太平天国)有戒心,愿存怡处,取券各谋他适。”这样看来,陶氏绸号不仅把丝绸生产的主要程序连接起来,同时还掌握原料进购和产品销售渠道。由此绸号成为当地丝绸生产与销售的枢纽。

在近代江绸业的发展过程中,除陶氏家族之外,因经营江绸而闻名的还有陈氏、章氏、曹氏、焦氏、殷氏、毛氏等绸号,“而陶氏业最久”。陶氏绸号能在众多竞争者中独占鳌头,主要得益于其对国内市场的积极开拓,同时,还在于其产品有较高的信誉保证。

据《江南丝绸史研究》:领取账房丝料的机户和机匠必须按照账房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生产,在成品上织上账房的牌号,完工后送给账房验收。“陶氏货犹独造,为殊方人士所乐购”,可见陶氏江绸货品的质量在同类中实属上乘。

陶氏绸号有固定的织工机户,内部有比较严格的质量管理,因此才能一再扩张。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江苏省会辑要》第六章《实业》第四项为江绸业,内中称“陶聚茂、陈恒顺、毛凤记、蔡协记为著名之四大绸号。”可见在镇江各绸号中,陶氏家族经营江绸业的业绩最为突出。

世系同业

陶氏绸号能够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取得骄人的业绩,与当时陶氏家族所处的世系结构有内在联系。该家族于嘉庆初年从事江绸贸易,到清末民初陶兆奎被誉为绸业执牛耳者,中间经历了一百余年。其中的血缘关系,却是处在宗族血缘纽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如父子、亲兄弟、堂兄弟、亲叔侄、从叔侄,“无旁支远属搀厕其间……且皆列在五服”。

陶氏家族不仅血缘关系密切,并且“聚居于一城,范围于一业”,使陶氏家族江绸业在发展中能够相互合作互通信息,在人才的使用及绸号的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第五世陶恂与其侄陶兆桂“合创聚茂厚号”,陶兆桂“悉心经营,推广销路,自鄂而湘而滇而黔,致各府信仰,创业自是告成”。陶兆桂之弟陶兆第,以及陶恂从侄陶兆昌曾在绸号内任会计,陶兆昌“在厚记司会计,昕夕勤劳,视号事如己事”。又如第六世陶兆勤“随从兄德符公服贾汉口,志在复旧业也”。而陶兆祥(德符公)在道光二十六年,就曾随第五世陶恂、陶悦“赴鄂设肆”。

在绸号内部,家族成员共同制定规章制度,分工协作,共担风险。如陶兆桂率领三个兄弟所创聚茂乾号,弟兄们分头负责在外埠的绸号,“规条悉余兄弟所定,布置妥帖,数十年无更易。同心营业,渐次扩张”。陶兆桂和三兄弟遵循家族的规定,从光绪初年到末年齐心创业、合力经营,从而把所经营的江绸贸易一路发展壮大。

陶兆奎所创聚茂福记也是“有乃兄乃弟之运筹帷幄,更赖有公之决胜千里也”。“以五百金起家,累至钜万”,同样是依靠同胞兄弟们的同心共事。

在第五世和第六世时期,陶氏各房各支的经济能力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大都没有抛弃祖业,而是在家族环境下通过人力与资金的重新组合,把江绸业一路维持下去。使用家族成员显然可以提高管理水平,有效地降低遭遇外部风险的可能性,而在其他家谱中常能看到反面的例子;另一方面这些后辈子侄们学得了经营江绸业的技能和经验,为日后自己独立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此成功的合作,显然得益于居于核心部位的血缘关系和聚居于一城的地缘关系。

持续发力

最后把祖传的丝绸家业做强做大者,是第六世中的陶怡一支和陶源一支。在清代陶氏家族江绸业的规模呈不断扩展的态势,其销售网络遍及长城内外、大江上下及云贵高原。清末民初,陶氏绸号的销售规模虽有所收缩,但是其资本开始部分流向江绸的生产加工,这一变化有利于江绸生产向分工与协作的专业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增强民族工业抗御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的能力,符合近代维护民族利权的时代要求。

经过近两百年的努力,到二十世纪初,陶氏家族由一个外来平民小户一跃而成为地方望族。1914年李遵义序称陶氏“子孙蒸蒸,聚族而居,称著姓焉。”民国十九年何希澄序则把陶氏家族与南宋以来定居于镇江的赵宋皇室后裔相提并论:“吾邑号称望族者莫如大港之赵,丁口达数万,而寄籍各省者犹不与……而近代以来可与赵氏比隆者则为陶氏。” 从陶氏两次纂修族谱看,当地著名绅士陈庆年、李丙荣、李遵义等为之作序、作传,近代名人于右任、郑孝胥为之作传、书碑;陶氏第六世兆全之子“娶同邑江都县教谕李遵义女”。这说明至清末民初,陶氏家族已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并且被当地上流社会士绅所普遍承认。

在镇江地区,陶氏家族所建立的诸绸号,在区域经济网络中成为一个个富有活力的枢纽,建立了一条从原料采购到机户加工到产品销售的顺畅通道,从而为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事业,在资金筹集、人才使用及组织管理方面,与非血缘关系下的贸易经营相比,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能够历久不衰也在情理之中。

责任编辑:阿君

返回首页
相关新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