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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何时赏月妙高和“留带”金山?

2019-09-12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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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高台 花 蕾 摄

□ 乔长富

中秋将至,不禁想起北宋苏轼登金山妙高台赏月的佳话。对于此事,蔡絛所撰《铁围山丛谈》卷四记载说:“歌者袁綯,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余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妙高台,命綯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蔡絛是与苏轼时代相近的文人,所记又是听闻亲历此事的袁綯所说,当是真实可信。而这一记载本身,所记人物、事情的经过及发生地点都相当具体明确,唯一的不足是,在时间方面,它只是笼统说事情是在苏轼中秋游金山时,却未能具体交代是在哪一年(也许撰者认为无需交代)。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一千古佳话,不免留下千古遗憾。而引发不同说法。为此,这篇小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事情发生的时间。

其一,从妙高台的建成时间看,《嘉定镇江志》卷六载:“妙高台,元祐初,主僧了元所立,翰林学士苏轼有诗。”据此,苏轼中秋之夜登妙高台赏月当不早于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的《金山妙高台》诗的写作时间也不会在元祐元年苏轼为翰林学士之前。笔者过去推定苏轼中秋之夜登妙高台赏月在元丰七年(1084年),并不正确;论者或推定《金山妙高台》作于元丰八年及苏轼中秋登妙高台就在这一年,也不正确。

其二,从苏轼元祐元年后的仕历和行踪看。元祐元年,苏轼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由汴京出知杭州,六月过润州。元祐六年三月自杭州赴汴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四月过润州。到汴京后不久,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元祐七年二月改知扬州,当年秋被召回汴京。元祐八年秋由汴京出知定州(今属河北)。绍圣元年(1084年)被贬官岭南,直到元符二年(1100年)才获得内迁。苏轼这一段经历中,只有元祐七年秋知扬州时才有可能在中秋之夜游金山。

其三,苏轼《与佛印禅师三首》其三说:“离扬州日,忙迫,不复知公在郡也,但略见焦山耳……妙高诗聊应命耳。”落款为“八月二十九日”。从首句和落款可知,此信写于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其时苏轼离扬州后不久。由此信可知,《金山妙高台》诗当作于元祐七年,而不是作于元丰八年;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八月二十九日前苏轼登妙高台之后不久。将上述三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可以确知,《铁围山丛谈》所说苏轼中秋之夜登妙高台,当是在元祐七年(1092年)中秋之夜。此事到今年中秋,共有九百二十七年,称得上是千古佳话。

对于苏轼中秋之夜登妙高台唱其所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事,《坡仙集外纪》则说:“苏轼于中秋夜宿金山寺,作《水调歌头》寄子由云……神宗读至‘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其实,苏轼的《水调歌头》据其小序所说,是“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为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时所作,而且“外纪”也有“神宗”云云可证,但它却又说该词是苏轼中秋夜宿金山寺时所作,可谓自相矛盾。之所以如此,当是由于该书撰者不清楚苏轼中秋妙高台赏月的时间,因而望文生义,改“唱”为“作”,从而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有论者就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可信度”,所以今天仍需纠正其说。

苏轼与金山的关系中,还有一段千古佳话,那就是他在游金山时,曾经以所佩玉带赠给佛印,从此苏轼所佩玉带成为金山“镇山之宝”之一。对于此事,王文诰《苏文忠公诗注集成》(下称《苏诗王注》)载:“佛印禅师……公久与之游。时住持润州金山寺。公赴杭过润,为留数日。一日,值师挂牌,与弟子入室,公便服见之。师云:‘内翰何来?此间无住处。’公戏云:‘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师曰:‘山僧有一转语,内翰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公许之,便解玉带置几上。师云:‘山僧四大本无,五蕴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公拟议未即答。师急呼侍者曰:‘收此玉带,永镇山门!’公笑而与之。”

对于留赠玉带时间,论者有熙宁四年(1071年)及元丰七年(1084年)两说。但是,从佛印行踪看,据苏轼《怪石供》所说,他元丰五年时还住在庐山,还不是金山住持;从苏轼本人实际看,按照宋人称翰林学士为“内翰”,以及宋代官员“三品以上服玉带”(《宋史·舆服志五》)的实际,苏轼在元丰七年还只是正六品的承议郎(参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也不是翰林学士,根本没有资格佩玉带,也不会被称为“内翰”。直到元祐元年,苏轼才迁任正五品的中书舍人,又加翰林学士制知诰。到元祐四年苏轼被任命为官阶三品的杭州知州,才可以佩玉带并且称为“内翰”。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苏轼王注》说赠玉带在苏轼“赴杭过润”时只能是指他元祐四年(1089年)赴任杭州知州途经润州,苏轼留赠玉带与金山,也只能是元祐四年之事。“熙宁四年”说和“元丰七年”说都不符事实,不能成立。苏轼赠玉带与金山,到今年共有930年,也可谓千古佳话。

苏轼在金山留赠玉带,与法名佛印的金山住持了元有关。了元的事迹,宋僧惠洪所撰《禅林僧宝传》等书中有所记载,这里不拟赘述。不过,与苏轼同时的张舜民在所撰《郴行录》中有一段关于了元的记载,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狂放自负而又精明世故的一面,颇有价值,这里抄录如下:

“主僧了元者,颇娴外学,文质灿然。图画、尺牍、好玩之物,莫不毕具。又蓄孔雀、能言之鸟数种。因遍索古今题咏,了不可得,惟于化城阁栋间揭介甫(指王安石)兄弟两诗而已。又榜客位云:‘官非文侍中,才非李太白,不请留题。’过者莫不大骂。北人望南方宗门请方,必须人人了达,方敢住院。匡种既习其为人,往往市廛之不若也。”

苏轼在金山中秋赏月和留赠玉带,又显示他与金山以至润州的不同寻常的联系。综观苏轼一生,从熙宁四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这30年中,曾有10多次往来于润州;其中,除了有几次因故因病不能往游金山外,可以确知的至少有九次游访金山。可以说,在他经过润州时,只要有可能,他都曾往游金山。在往来于润州时,苏轼曾作有诗、词、文等数十首,其中在金山所作诗词就有10多首。这些诗词中,不少是宋诗和宋词名篇佳作。不但如此,他还把所佩玉带留赠金山,在离开人世的前夕,又曾把他的自题画像赞留在了金山妙高台。

由此可以说,苏轼是北宋非润州籍和并非久住于润州的著名文学家中与润州和金山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而苏轼在润州和金山等的经历丰富了他的诗文创作,也给镇江和金山的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增添了光彩。今天,当镇江人在思考如何挖掘和弘扬镇江的历史文化之时,自然也不应忽视了对苏轼与润州及金山等关系的关注,因而,如何做好苏轼与润州和苏轼与金山之类不可小觑的文章,应该是值得有关方面认真思考并有所行动的问题。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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