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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金陵”何所指?

——唐代流行称润州和浙西为“金陵”略说

2020-05-07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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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长富

说到“金陵”,人们大概都知道它是南京(唐代先后称白下县、江宁县和上元县)的古名和别名。但有的人也许不大清楚,它在唐代又曾是治地京口(今镇江)的润州和浙江西道(简称浙西)的别名,而且是唐代比“南徐”(治地也在京口的南徐州的简称)更为流行的润州的别名。

“金陵”称润州盛行于中晚唐

唐代称润州为“金陵”的现象,从《全唐诗》《全唐文》所录诗文看,最早当是见于初唐骆宾王所作《秋日送阎五还润州并序》诗,诗序说:“阎五官言返维桑,修途指金陵之地。”序言把阎五所返之“维桑”(家乡)即润州称为“金陵之地”,无论从表达内容还是从表现方式看,都符合称润州为“金陵”的现象。

由此可见,这一现象是肇始于初唐时期。不过,由于在初唐其他人作品中尚未发现别的例证,而且在盛唐前期作者的作品中也未发现有关例证,看来称润州为“金陵”在当时并不流行。进入中唐以后,这一现象才逐渐流行起来。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刘长卿大历六年(771)作《发越州赴润州使院……》说:“江南江北春草,独向金陵去时。”所说之“金陵”是指润州。

白居易元和二年(807)作《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称“浙西”为“金陵”。

李绅至润州作有《将到金陵登北固亭》,“北固亭”在润州。诗题“金陵”指润州。

赵璘《因话录》卷二:“君(李约)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錡坐,屡赞招隐寺标致。”招隐寺在润州,“锜”指贞元十五年(794)至元和二年(807)为浙西节度使、润州刺史的李锜。“金陵”指润州。

张祜《题金陵渡》:“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瓜洲”在润州对岸,则“金陵”指润州,“金陵渡”犹言润州渡。

周贺《送郭秀才归金陵》:“南徐旧业几时到。”“南徐”指润州,则“金陵”也是指润州。

李濬《慧山寺家山记》:“金陵之属郡毗陵南无锡县,……濬家山也。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肃公(指李绅),……家寓是县。”文中“毗陵”指常州,无锡属常州。常州属浙西,不属润州。此处“金陵”指浙西。

《旧唐书·杜审权传》载杜审权自润州刺史拜尚书左仆射制书说:“顷罢机务,镇于金陵。”所说指咸通四年(863)杜审权罢相为润州刺史,则制书“金陵”指润州。

以上数例表明,在中晚唐时期,以“金陵”称润州以至浙西,不但多见于诗歌,而且也见之于笔记、小说,甚至朝廷制诏,可见其流行之长久而广泛。至于此“金陵”所指,就具体地点而言,虽是大多指润州之京口,但它又不是单纯指京口,而是强调京口为润州、浙西的治地,以京口指代润州和浙西。

由此看来,前人说“唐人指京口亦曰金陵”(详下),把“金陵”所指局限于京口,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

唐代为何流行称润州为“金陵”

对于唐代称润州为“金陵”的现象和原因,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北固甘罗”中认为:“当时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杜牧之为言,唐人江宁诗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验也。……盖时人称京口亦曰金陵。”明代林魁《金陵辨》也说:“唐人指京口亦曰金陵。……盖当时江宁、句容俱隶润州故也。”这里虽指出了唐代流行称润州为“金陵”的现象及原因,但有些说法却有待补充和完善。

其一,从历史地理的沿革说,据《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嘉定镇江志》等的记载,唐代上元县,本是楚金陵地,三国时为东吴都城,东晋南朝时它是首都建康所在,又是丹阳郡的治地,隋朝时为蒋州治地,而当时润州的前身南徐州被废为延陵镇(治京口),属蒋州。不久,置润州(治地京口)。入唐以后,上元县属润州。这些情况表明,润州现实中虽辖有“金陵”之地旧治所在的上元县,但在历史上又曾属于治地在“金陵”的蒋州(唐称上元县)。基于这两方面的情况,个人认为,对于唐代称润州为“金陵”,既要看到润州现实中辖有“金陵”之地所在的上元县,也不能忽视润州历史上又曾属于“金陵”之地所在的蒋州。因此,王、林二人所说,也有可补充之处。再说,他们说唐人称京口亦曰“金陵”,事实上,如前所说,那是强调京口为润州的治地,京口本身其实与江宁等还是有区别的。

其二,从唐代文化思想实际说,中国古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存在着“好古”“崇古”的思想,往往会以古视今或以古况今,在人名、地名等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天下诸州为郡,就采用了不少州郡的古名或与州郡有关的古名。再如,唐人喜欢称上元(江宁)县为“金陵”(李白有《登金陵凤凰台》等),也是与唐代的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有关。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种情况从修辞的角度说属于“借代”,也是“用典”。“金陵”是楚国的城邑,而且曾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首都,其历史之悠久,文化底蕴之丰富深厚自然是润州所不及;因此唐人依据润州与“金陵”历史和现实中的联系,称之为“金陵”,从而赋予润州以更为丰富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更高的地位,突出彰显和赞美润州的意蕴,并且在涉及与润州有关人物时,也更多称美之意,而且显得典雅庄重。例如,白居易《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称浙西和润州为“金陵”,既含有赞美浙西和润州之意,也含有赞美浙西和润州将士之意。

说到这里,论者也许会问:既然唐人有“崇古”倾向,而“金陵”的得名时间早于“丹阳”(“丹阳郡”),历史地位高于“丹阳”,文化底蕴也丰厚于“丹阳”,那么为什么唐代改州称郡时不称润州为“金陵郡”却称之为“丹阳郡”?笔者以为,原因当是由于“金陵”是城邑名,不是古郡名,而“丹阳郡”本是“汉郡名”(《旧唐书·地理志·润州》),当然适宜于用为郡名。

弄清“金陵”所指,应当受到重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唐人称润州为“金陵”,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人们一般不会产生误解,但在脱离或忽视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后,却难免会引起误解和误说,从而影响到对相关作品有关内容的理解,以及对相关人物事迹及归属的了解,影响到对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和传承。所以,弄清“金陵”所指,看似小事,无关宏旨,事实上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这里举两个例子。

其一,唐代杜牧《杜秋娘》诗序说:“杜秋者,金陵女也。”诗的开始说:“京江水清清,生女白如脂。”诗中“京江”是指流经京口的长江,可见杜秋娘是润州人。而且,唐末罗隐《金陵思古》说:“杜秋在时花解语,……—片征帆过海门。”“海门”在润州,也可见杜牧所说“金陵”是指润州。但《太平广记》所录《李錡婢》却说:“杜名秋,亦建康(今南京)人也。”显然是误把“金陵”当成“建康”即江宁。由此可见,对“金陵”的误解影响到对杜秋娘籍贯以至事迹的正确了解。

其二,从前文所引李濬“家山记”可知,李绅是无锡人。但《旧唐书》“李绅传”却说他是“润州无锡人”,又说他“东归金陵”;《新唐书》则说他“客润州”“客金陵”。显然,两《唐书》撰者误认“金陵”为润州,而说李绅为“润州无锡人”,却不知此处“金陵”是指浙西。

这种由于“异名”而引起的误解和误说,不但古人有,今人也在所难免。例如,唐代刘长卿《寄别朱拾遗》说“行人一骑发金陵”,《唐才子传校笺》就认为“金陵”是“今南京”(唐代称江宁)。其实,从唐代实际看,“朱拾遗”(名放)是住在越州(今浙江绍兴),“行人”即朝廷传递“诏书”的使者,由长安往越州,中间要由扬州渡江至润州,而不会绕道到江宁,所以此处“金陵”实是指润州。诸如此类,都说明,弄清“金陵”所指,应当受到重视。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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