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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祠:供奉先贤的祠堂

2020-06-08 09:59

原银山门节孝祠牌坊

原银山门节孝祠牌坊

原银山门、山巷节孝祠图

原银山门、山巷节孝祠图

复建后的伯先祠 陈大经 摄

复建后的伯先祠 陈大经 摄

文/张峥嵘

祠堂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它星罗棋布于市镇乡村。最为奇怪的是,祠堂香火数千年不绝,直到今天,仍与现代灯光交相辉映。这一点,令西方人惊讶之余,大惑不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宗姓先祖,有如此执着久远的尊教和追思?

所谓“祠堂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祠堂为载体的文化。祠堂是传承先民精神,供英灵栖息以及后人祭拜先民的公共场所。分为公祠与宗祠两类。所以,“祠堂文化”,指的就是以祠堂为平台的整个体系的文化。包括建筑、祭祀、族谱等方面。

公祠一般是供奉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先贤的祠堂。

镇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公祠,其中首先要说的是由政府出面建造的祠堂建筑,比较著名的如“节孝祠”。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雍正颁诏给直省大臣及有司,采集民间贞节贤孝的事迹并汇报给朝廷,由朝廷下拨经费立碑设祭。清廷担心节孝的人可能会泯灭不彰,因此专门委派有司到镇江采访,共得17位节孝妇女的事迹,然后上报朝廷,请求表彰。雍正特颁布圣谕,予以褒扬,并令设立祠宇。节孝祠始建于银山之麓。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增建石坊、楼宇。咸丰年间被毁,后移建于山巷节孝祠巷(节约巷),同治九年(1870年)落成,至宣统年间,共计获旌表彰的妇女为920余氏。节孝祠墙上有碑刻,每一碑上刻一节孝妇,记载孝女姓氏及旌表的时间,这是古代由政府出面建造的公祠之一。

其次是民间团体为了敬鬼神及表彰行义施善的善士而建立的祠庙。例如康熙年间,镇江十五位善士共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并购得西津渡昭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河神)像,敬请河神保佑救生会救生及旅客的平安;并在会址西面立祠堂,凡是参加创建救生会的善士逝世,这些人的牌位就会供奉在祠堂里,接受人们的瞻仰与祭祀,这是鼓励行善助人精神的发扬光大。

镇江人民也曾为活着的官员建立祠庙,加以纪念,这种祠堂叫做“生祠”。例如清代在镇为官的高龙光,他在镇江知府任上三年多,关心府吏,爱护百姓,知民情,顺民意,解民苦,得民心,“民怡士熙,惠政颇多”。他经常劝谕驻军爱护百姓,不要骚扰百姓,曾在西津渡江边立有石碑,上面镌刻他写的谕禁军队扰民的碑文。镇江大灾三年,百姓粮田减产,他放宽了百姓运送漕粮的时限,清廷十分不满,决定将他降调。镇江百姓知道后,“如失慈父母”,相率罢市,争相呼吁督抚衙门,不能降调这样的好官。总督于公经过调查后,也认为高龙光是廉能之官,便上疏清廷,要求保护高龙光这样的“贤守”。朝廷知道真相后,终于将其留任镇江。高龙光曾在西津渡云台山上办了一所书院,为镇江培养人才,传授知识。后来,他奉命迁任山西学政按察副使,离开镇江时,绅民们流泪相送,决定将书院改为“高公书院”,并在书院“生祀之”,以纪念、歌颂高龙光在镇的业绩。

不过,封建社会下级官员也能出于阿谀奉承的目的为上级官员立祠,所以其对象不一定都是深得民心的官员。例如明代宦官魏忠贤擅政,权倾一时,生祠遍于各地,则是谄媚者或慑于其势焰者所为。

民国期间,为了纪念民国英雄赵伯先,镇江人民于1926年在云台山建伯先公园,山顶建造“伯先祠”。祠堂高大宏伟,前后遍植松柏,上方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题“赵公伯先祠”匾,内供赵伯先烈士牌位。有何香凝、何应钦、叶楚伧、陈调元、陈果夫、李明扬、柳诒征等人的挂匾多幅。文革期间,赵伯先祠被毁。1970年拆除,仅存台基。2007年镇江市人民政府拨款将其恢复重建,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长18.7米,宽15.5米,高12.2米,面积290平方米,建筑有基台,重檐歇山屋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风格仿明清式。周围郁郁葱葱,祠堂建筑掩映其中,庄严肃穆,使人平添凝重与敬仰。祠前两边圆柱上还挂有楹联:翰墨丹青尽染六朝春色,金戈铁马催生万种风情。

此而外,据相关资料记载还有节烈祠,在靳家巷内,祀殉难妇女,旧为何氏宅。道光二十二年,海寇陷城,何氏妇女及城内外士民妇女死以千计,寇退,士民题入昭忠祠,宅主人何雪樵舍宅为节烈祠。咸丰三年祠毁,之后未予复建。北固山上原有若干公祠:北固山西华门有杨公祠,祀杨勇懿;杨公祠右有彭公祠,祀彭刚直;甘露寺前有陶公祠,祀陶骏保;甘露寺红梅阁有冯公祠,祀冯子材。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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