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的镇江制镜业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记载：南朝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乐昌公主恐国破后两人不能相保，因破一铜镜，各执其半，约于他年正月望日卖破镜于都市，冀得相见。后陈亡，公主没入越国公杨素家。德言依期至京，见有苍头卖半镜，出其半相合。德言题诗云：“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公主得诗，悲泣不食。素知之，即召德言，以公主还之，偕归江南终老。

这是两则与镜子有关的故事，如果说第一则故事更强调了以史为镜和以人为镜的话，那么第二则故事中，镜子就是贯穿故事全局的道具了。而第二则故事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破镜重圆。

与镜子有关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两个，镜子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古代镇江的铜镜制造业历史悠久，闻名于世，最远的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前些年，日本出土了两枚铭文铜镜，一枚为三国时期景初三年(239年）镜，一枚为三国时期正始元年(240年）镜。镜背铸有浮雕式的东王公、西王母、伯牙弹琴、黄帝等神像及侍神像，间有龙、虎等兽纹。它们出自日本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景初三年镜上铸有一圈铭文：“景初三年(239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正始元年镜上亦铸有一图铭文：“正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州师……”经中国考古研资所王仲殊研究员考证，这两枚铜镜“不是中国的魏镜，也不是中国的吴镜，而是东渡的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

铭文中的“陈是”，即陈氏，在东吴各式镜中“以是为氏”的铭文较为多见。至于铭文中的“京”究竟是指哪里——陈寿《三国志》中所引孙吴的诏令和奏疏等文书里，吴只称武昌和建业为都，而不称京都或京师，而此时称“京”的一般专指古城镇江，建安十三年至十六年（208-211年）孙权在此建都，《三国志·吴志》记载此处多称“京”或“京城”，因此，陈是自称“本是京师”，应即是三国京城（京口）的制镜匠师。由此可见，三国时，京城（镇江）镜师陈氏的一支，因某种原因“绝地亡出”，抵达日本，并且在日本继续制镜。

“陈是”东渡日本所制作的铭文镜，在日本的考古中还发现了三枚，都是正始元年（240年）镜，且皆自铭“陈是作镜”。这些铭文镜在日本的出土，不仅见证了镇江制镜业的悠久历史和高超技艺，而且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添了一段佳话。

到了宋代，镇江制镜业仍然颇具规模，这从考古中发现的一部分字号铭文镜中可以得知。当时镇江城内制镜作坊有多处，有的还是数百年的老字号，并拥有一批制镜名师。据了解，考古出土的镇江字号铭文镜共有五面，镜面有四方委角形、方形、八出或六出葵瓣形等，背面戳印铭文，主要有“润州原本陈家青铜照子”铭文镜、“润州徐家六叔第二等青铜照”铭文镜、“镇江府陈家青铜照子记”铭文镜、“镇江府水军酒库前石家照子”铭文镜等。

“陈家”是镇江的老字号，出土的五面镇江产纪名号铭文镜中即有三面，其北宋时期生产的一面还标有“元本陈家”字样，反映出“陈家镜”的渊源久远。由此可见，此“陈家”应该就是三国时期京城（京口）匠师“陈是”的后裔，所以才敢亮出“元本陈家”的牌子。此外，铭文为“镇江府水军酒库前石家照子”的铜镜，说明有一家“石家”铺子地址在“镇江府水军酒库前”。

古时镇江除了制镜技艺高超，琉璃业的水平也不低。

宋时镇江有“琉璃巷”，即“因居人所鬻之物，猥以为名”，表明此巷为专营琉璃制品的市场。我市在多次城市考古中，亦发现了不少琉璃制作的遗迹、遗物。1995年，市考古队在解放路南段考古时就发现了一处宋代琉璃炼址，出土了炼炉残迹及琉璃象棋子、发簪等遗物。

史载，两浙有正月元宵节放灯的风俗，并“以琉璃灯为贵”。苏东坡的《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云：“西湖弄水犹应早，北寺观灯欲及辰。”王文诰注：“北寺在润州，上元最盛。”北寺可能是青苔寺——杜牧诗有云：“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为多酒楼”，绿水桥即渌水桥，青苔寺位于镇江城北，距渌水桥所在的闹市区不远。

此外，我市在对甘露寺塔基进行的考古中，又发现了当时润州（今镇江）制造琉璃的重要线索：宋人许天锡在所施盛放佛骨的银函刻文中记述，这一佛骨是医生刘永徒从印度带回来的，准备率领润州富绅、大姓若干家，一同建造一座“琉璃宝塔”瘗藏佛骨，遗憾的是“大缘未就而刘生卒”，佛骨被许天锡求得，仅以银函藏之。这段史实证明宋时的镇江不但能制作琉璃，而且可以建宝塔一类的精美高档产品。

（沙艳秋 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