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话镇江的名著

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

葛洪撰《抱朴子》

张玉书主持编纂的《康熙字典》

萧统主编的《文选》

文/图 彭义

《左传》说，世上有三种事情可以经过历史的洗涤而不磨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后人谓之“三不朽”。我们镇江的先贤，以立德而不朽的，如商末南奔之泰伯、春秋延陵之季札，都是至德之人，其他像焦先、戴颙、宝志等人大概也可以算。以立功而不朽的，如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等都是命世之雄，其他像檀道济、马怀素、宗泽、杨一清等大概也可以算。

而以立言成名，留著作于后世的，数量更是可观。《江苏艺文志（增订本）·镇江卷》记录的就是镇江历代的作者和著作，全书收录了1949年以前的镇江作者1659人、著作5012种。限于全书的编纂体例，有些祖籍或出生地在镇江的作者并未被收入镇江卷，因此这两个数字还不是全部。在如此众多的典籍中，有哪些可以称得上是名著？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比如王玉国的《镇江书话》就列有“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与镇江有关系的名书”160余种，徐苏《京口书史》的“著书篇”列韦昭以下个人和群体著书情况48篇。2016年评选“镇江传世名著”时，当时提供给市民海选的书目也有100种。应该说这些都属于地方学人对于镇江“名著”的圈定。但不管是哪一种书目，镇江历史上著书极富、名著众多，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像《抱朴子》《世说新语》《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梦溪笔谈》《康熙字典》《老残游记》《马氏文通》这样，无论声名传播之广，还是出版印刷数量之多，抑或对于我国宗教、学术、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之大，我想无论是谁，都不会否认它们的“名著”地位。

镇江代有名著

镇江名著的创作，同各个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不尽契合，但也相去不远。即如先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轴心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镇江春秋时有吴公子季札，战国时有稷下学人环渊（或称涓子），但均无著作传世，只有环渊的《琴心》为刘勰《文心雕龙》的书名提供了启发。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丹阳出了一位研习鲁诗的学者包咸，并写过《论语章句》，为何晏《论语集解》大量吸纳，成为唐宋《十三经注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六朝至唐代，佛教与道教不断崛起，镇江出现了不少高僧、高道。葛洪和陶弘景在道教理论、炼丹术、神仙谱系建构、中医药学和化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仙传》《西京杂记》《真诰》等一系列著作，且都享有盛名。隋唐间律宗南山派祖师道宣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律学著作，至今仍然是中国僧尼持戒的重要楷则；另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则是对《弘明集》《高僧传》的增广或续作，是重要的佛教史料著作。

宋明两代的学术以理学为主流，镇江学者于此道不算突出，但史学方面有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刘宰的《京口耆旧传》等，子学方面则有吴淑的《事类赋》、沈括的《梦溪笔谈》、苏颂的《新仪象法要》这样的重要著作。明代杨一清的《关中奏议》讲政事，计成的《园冶》讲造园，在明代尚虚浮的风气中可算一股清流。

清代前期，张玉书主持编纂过《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之后以考证方法治经史、诸子、小学的乾嘉学派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镇江虽位于皖、扬州、常州这些朴学重地之间，同许多学人声气相通，但朴学起步较迟，乾嘉间除当时隶属镇江府的金坛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外，并无大家。但道光以后，则有柳兴恩的《穀梁大义述》、陈立的《公羊义疏》《白虎通疏证》和庄（忠）棫的《周易通义》，他们都属于新崛起的今文学派，但柳、陈近于扬州派，庄氏近于常州派，同中又有不同。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学者往往引现代思想理念与传统学术相结合，并催生出语法学、甲骨学、文化史等新的学科，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刘鹗的《铁云藏龟》、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等，都属于新时代学术风潮下应运而生的重要著作。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六朝是文学觉醒的时代，随着北方诸州郡的世家南迁至京口，镇江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文学家和文学著作，如鲍照的《鲍参军集》（或称《鲍氏集》《鲍明远集》）、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等。唐诗之华美精妙为历代之冠，镇江出现了张祜、权德舆、许浑、皇甫冉等多位诗人，各有别集传世，总集则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的经典之作。宋代以词为一代之文学，镇江有柳永的《乐章集》，此外又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至于宗泽、陈东、陆秀夫等，其人为南宋之栋梁，其诗文也是当时历史的见证。元代以曲为主流，镇江现存的只有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杂剧等。明清盛行小说，镇江有清末刘鹗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此外诗有鲍皋、张曾等人的作品。民国时期有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等，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闻捷的新诗《天山牧歌》等。

名著反映镇江人精神世界

镇江的名著内容广泛，涉及经史研究、文学、科技、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江文化底蕴的多面向、多维度，体现了镇江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博大。如果我们对某个领域的名著进行论述，那无疑将是镇江某个方面专题史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对这些名著的作者籍贯进行分析，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人是从外地迁居到镇江的，比如六朝时的葛洪、徐广、刘义庆、刘勰、萧统，比如宋代的苏颂、沈括、米芾，比如明代的杨一清、计成，比如民国时的赛珍珠。而那些镇江本土的作者，如包咸、韦昭、王存、张玉书、刘鹗等，他们撰写这些著作时，则又往往并不在镇江。这体现了镇江作为水路交通的枢纽城市和近代通商口岸，在人才吐纳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魄。

名著之所以为名著，通常表现在广泛的传播范围和社会知晓度，它们会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像《抱朴子》《世说新语》《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梦溪笔谈》《康熙字典》这样的名著，可以说从古至今一直在流传，存世的传本也相当丰富。即以《世说新语》为例，现存唐代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印制的传统版本就有8卷本、6卷本、3卷本、1卷本等，多达40余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大量的点校本、译注本陆续出版，其中名气较大的就有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张万起和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龚斌的《世说新语校释》、张撝之的《世说新语译注》等。其他像《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更是分别形成了“龙学”和“文选学”，近百年间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相关的整理和研究著作更是层出不穷。清代的《康熙字典》既是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传统时代流行最广的工具书。鲁迅的小说《祝福》里写了一位鲁镇的乡绅鲁四老爷，在民国年代还大骂保皇、尊孔的康有为是“新党”，可见其学问、见识之浅薄固陋，但他的家中也摆放着“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即便由于年深日久，有些书在语言或专业方面的障碍较大，很多人已经难以读懂，但也仍不免会在书店、图书馆或朋友的书架上看到它们，在某篇文章、网帖中看到这些作者和书的名字。也许当你在欣赏一片美景、享用一席佳肴、与亲人散步、与朋友纵论之时，就会突然有一个人名、书名，或者其中的一句诗文、一个典故浮现于脑海。它们不呼而来，不召而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萦绕于我们的眼前、耳际和心中，如醇酒余香，久而不散。这是文化的魅力，也是书的魅力。

但当我们再回顾镇江的历史，又会发现尽管镇江的名著虽多，同镇江历史上那么多才华出众、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相比，能成功写出著作并流传至今的，只是一小部分。有许多人并没有留下著作，有许多著作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失传，有的虽然没有失传，却早已融入其他的著作中，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像包咸的《论语章句》、徐广的《史记音义》，人们往往只能在《论语注疏》和《史记》三家注中发现其不凡的成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任何一部有关镇江的名著，它们之所以能够“不朽”，都是由于许多人花费了无数心血、饱经沧桑，才得以留传下来的，这里有天数，也有人力。这是历史给我们的馈赠，也是无数镇江先辈们的馈赠。这些留传下来的名著，要长久地传播下去，也需要我们当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