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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件老纸品说说早期镇江的粮市

2020-09-21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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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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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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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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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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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早年,市民孙先生收藏了几件关于粮食的镇江老纸品,近日他找到记者,一起共同研究了这些纸品,试着梳理出了早期镇江粮市的大致脉络。

利商街上有家杂粮号

孙先生先拿出了一件民国镇江的老信封(图1),信封长16厘米,宽7.5厘米,属于中号大小的信封,上面用毛笔写着“本埠交,镇江邮政总局,台启”,封正面盖有民国中英文邮戳,戳内由点线分成上中下三部分,最上面是“镇江”,最下面是镇江的英文“CHINKIANG”,中间为具体日期,可惜年代看不清,后面为“九月廿四、十八”。封后贴有两枚“肆分改作壹分”的民国绿帆船邮票,票上各盖两戳,也都不清楚。

这封信最有价值的是上面印的商号,正面左下角处有三竖行红字,中间的略大,为“镇江萧宏记杂粮号缄”,右边为地址“小码头利商街一号”,左边是“电报挂号一三四七”。小码头街是我市一条比较古老的街道,街的北侧原在长江边,设有渡船码头,后因江面南涨北坍,码头越来越少,俗称小码头。而利商街东至西津渡街,西转北至长江路,清末巷内房屋为卓姓所建,商行多设于此,为吉利故取名利商街。

但是“萧宏记”并非米号,而是杂粮号。民国期间,杂粮具体指哪些呢?孙先生认为,应该是稻谷之外的“副产”,一般指红薯、黄豆、小麦、油菜籽等农作物,杂粮号可以说是当时米店粮行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当然也不排除米店粮行同时经营这种“副产”。

“米荒”是客观存在的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成立,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下令开铸民国银圆,银圆正面是袁世凯侧半身头像,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袁大头”银圆。在很长一段时间,银圆流通全国,其购买力即便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民国末期,依然成色十足。那么在民国时期的镇江,一元大洋能买多少米呢?

先来看一下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新青年》杂志曾推出劳动节专号,统计过全国工人的收入,如上海丝厂工人每天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北京面粉厂工人每月七八元至十一二元。相对于工人的收入,脑力劳动者要高一些。如报馆主编月薪一般在150元以上,绝对属于高薪了。

上世纪20至30年代末,由于物价一直上涨,民国初期一银圆能买一担米,到后期就只能买到一担谷了。镇江距离上海不远,当年其物价水平应该比上海低,也就是说,镇江一银圆买米的话还会更多些。但是由于民国时天灾和各种战争频发,百姓流离失所,吃不上饭的时候常有。而且由于粮食供应渠道不畅,“米荒”现象也很普遍。孙先生就收藏了一件写着相关内容的民国信札(图2)。信札抬头是“华丰绸庄信笺”,信中最末一竖行字为:“因米荒义复恐慌矣,刻稍有到少数米……”也就是说,在当年普通民众的日常通信中,大家对“米荒”的担忧是客观存在的,甚至会引发恐慌情绪。当年的镇江百姓对粮食的态度,应该也是这个状况。

民国前中期镇江粮市

镇江是历朝历代运输漕粮的重要中转地。清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即成为长江下游的一大米市。湘、鄂、皖、赣等省及本省北部的米粮沿长江或运河到镇江集散转口,两广、闽浙等地客商均在此设庄采购。粮食销售地域遍及十几个省份,还远销日本等国。光绪八年(1882年),米市迁往芜湖,镇江粮食市场的业务逐渐清淡。

民国初年,地方人士曾屡次推派代表,向政府要求迁回米市,均未能成功。镇江粮食市场虽较以前大为缩小,但经粮行、粮号多方争取,客商直接到产粮区贩运,尚能维系不少客户。民国11年(1922年),城外有冬赈局、城内有启善堂两处出售平价米,限定每日售米约100多包。不久因市场米价上涨,难以维持,两局同时涨价。

当时,镇江米业大小同行约有数百家,其营业范围多限于本埠,每日销货约一千余石,市价早晚不同,业者多获厚利。镇江所产之米,仅能满足本地市场的十分之三需求,其余部分全要依靠外省市来接济,来源多者首推芜湖。早年扬州等处尚有大宗客货,后来由于年岁荒歉,米源也大为减少。当时每日到镇埠的运粮船只,多则百余,少则十数,每天卸货之数目可以对米业市价之多寡产生直接影响。且过镇江而不留者,为数也甚多。

在抗日战争的前几年,镇江成为全国五大碾米中心之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规模和水平呢?民国26年3月,镇江有米厂40家,粮行74家,粮食堆栈6家,米店(号)83家,总计203家,从业人员约有2000人以上。如果单从数量上来看,还是比较可观的。

民国后期基本定量配售

民国26年12月,日军入侵镇江后,将粮食行业库存米粮百万余石全部劫夺。粮商以代日商洋行经销粮食为主,市场销量很少。日伪当局于民国29年1月起在城内仙鹤巷、城外冬赈局分设公卖处,规定每日每户买米不得超过5升。然所售粮食大都为投机商套购,激起民愤。同年3月,城外山巷内的几家粮行、米店被成百上千的市民抢夺一空,城里的十多家米厂、粮店也发生抢米风潮。民国31年改发购米证,每户每日持证可购米2升。

抗战胜利后,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粮食行业又得到畸形发展。民国37年,米店增加到200多家,马路米摊和露天粮行多不胜数。南门大街和观音桥巷一带,沿街两侧就有数十家小米店、粮行,大都资金不多,有的甚至早开晚歇,县政府对居民口粮每人每日配售米5合,后配3合。

以前计量米的单位很绕人:“石”作为粮食的计量单位出现得较晚,是在清代才出现的,“升”作为它的子单位出现较早,战国时代就有。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民间粮食贸易借贷只使用:石、斗、升、合。1959年国家颁布统一计量规定:1石=500市斤,1斗=50市斤,1升=5市斤=10合。当年,全国各地的生产小队、大队、人民公社上报产量普遍把总产量按每石500市斤折合成石上报,社员分口粮使用市斤,生产队入库种子粮、饲料粮依旧是过斗。到上世纪70年代各生产队普遍使用磅秤称量粮食,但人民谈论本地单产和总产时还是习惯说石,直到上世纪末人们才习惯说产量多少斤,使用了2000多年的“斗”和“升”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949年镇江解放后,粮食购销仍是自由贸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建中贸易公司于6月16日开始售粮,而私营粮食工商业占很大优势,全市计有323户,其中碾米厂79家,粮行54家,米店60家,米摊35家,面粉店26家,机面店20家,机面摊17家,磨坊32家,粮食市场仍为私营工商业操纵。直到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停止集市贸易,市粮食局将全市私营店家合并为35家代销点,政府才真正掌握了粮食主动权。

“碾米”成为关键词

记者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围绕米业的词汇中,“碾米”成为一个关键词。通俗地讲,碾米就是用碾子将稻谷压碎或去除谷壳。台湾的农业很发达,但他们的一些老牌米厂,至今还延用“碾米厂”的叫法。与“碾米”类似的还有一个词,叫“机米”,均是指加工稻谷。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山区农民吃的米,都是靠石碾碾出来的。碾子由碾槽、碾磙和碾架组成,碾磙靠牛拉动。碾米时,先把稻谷倒入碾槽,然后驾上牛,牛走磙动。石磙在碾槽里不断地对稻谷磨碾,直到壳破米出糠成细粉,这样一槽米就碾熟了。这是农耕时代的碾米场景,相信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有印象。

当然,初级工业化的版本要先进些了。孙先生手上有两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江米厂信纸。一件空白,抬头是“国营镇江市第二碾米厂”(图3),下首印“地址:镇江市苏北路一五八号,电话:五一七”。当时,到每年水稻收割季,稻谷运到碾米厂的加工车间,通过碾米机械的加工,稻谷经过除杂、砻谷、筛选、碾白、再次筛选等工序,变成了白花花的大米。大米有各种级别,以粳米为例,100斤稻谷可以打出75斤“标二粳”,或者72斤“标一粳”。级别越高,产出率越低。最高等级的“特一粳”,100斤稻谷只能打出68斤。

张先生的另一件藏品是钢笔信函,抬头是“和记机米厂用笺”(图4),下方是小字“地址:丹徒姚桥镇西街”。信的内容是向“地方国营无锡橡胶厂”购买“14寸橡胶滚壹付”,上面还盖有两方印章:一方是米厂大印“和记油米加工厂·姚家桥”(图5);另一方是米厂“收文印戳”,下方是“()字第438号”,上方是“195()年()月()日”,可见是五十年代无疑了。原来,橡胶滚是现代碾米机中的易损件,需要经常更换。

几十年过去了,碾子早随着科技的发展隐入历史深处。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让“舌尖上的节约”成为习惯。这种大背景下,再来回望这段早期镇江米业发展史,更能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竺捷)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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