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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与未曾举行的“镇江起义”

2020-11-17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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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镇江地区铁路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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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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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 孟宪威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在全国各中小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与此同时,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提出了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镇江作为当时的江苏省省会,首都南京的门户,也被列入了准备发动起义的城市名单。最终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起义未曾举行,而受命前来镇江组织起义的正是日后的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

1930年7月,李立三亲自找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谈话,派他去镇江组织起义,准备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我军会师武汉。据《聂荣臻回忆录》:“我问(李立三)起义有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里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 其实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盲目乐观。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大批伤兵从前线转运到镇江治疗。虽然伤兵们确实对新军阀混战有不满情绪,医疗保障和生活待遇等处境也很坏,但他们既非共产主义者,又都是些不掌握武器、来自不同部队而又分散在各处的伤残人员。国民党对伤兵的防范很严,派出武装进驻医院,专事管理伤兵,以防伤兵闹事,轻伤员略有好转,立即押送回原部队。同时镇江的国民党势力强大,特别是1929年春,江苏省政府由南京迁到镇江后,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机关林立。所以依靠伤兵在镇江发动起义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不过作出错误分析的并非只是李立三一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甚至主观地认为:“……现在镇江的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并且要求即刻暴动。”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聂荣臻领受任务后,于1930年7、8月间与搞无线电工作的伍云甫等共三人,从上海坐火车分头来到镇江。伍云甫及另一人的任务是参加夺取电台,起义成功后用无线电和中央联系,并向全国拍发通电。

到镇江后,三人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聂荣臻去找镇江县委书记,但没有找到。聂荣臻考虑到自己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组织起义,就得熟悉一下地形,于是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聂荣臻回到旅馆,看到自己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聂荣臻一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走开,没有进去。从旅馆出来,已是傍晚时分,街上行人逐渐少了,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聂荣臻决定到澡堂里去,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当天晚上,聂荣臻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了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聂荣臻喊了一辆三轮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聂荣臻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当地报纸已登出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聂荣臻连忙到旅馆,找到了伍云甫等人,把他们一起带回了上海。

回来后,聂荣臻向李立三报告了事情经过,说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李立三等领导人不相信,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还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镇江县委机关确已被破坏,这才了事。

这期间,当时的中央军委还派电台机务人员涂作潮等两人,来镇江破坏国民党的电台,参加镇江起义,组织上还教给他们具体的破坏办法:电台发电机开动后,把铜板放进整流器里,发电机就烧坏了。据涂作潮回忆:“我们去镇江的具体任务是破坏电台。我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乘车到镇江后,他要我先不出站,由他先进城看看情况。不久他回车站告诉我,事情不成了,我们赶快回上海。他买了车票和我一起回了上海。”

尽管聂荣臻和其他受命来镇参加起义的同志虚惊一场,未出意外,但镇江县委在酝酿和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0年6月,江苏省会警察总队中的共产党员王茂忠和刘乃斌因准备起义事泄被捕,造成警察中的党支部、警官学校的党支部均遭破坏,连带江苏省镇江中学的党支部也遭到了破坏,数名党团员被捕。镇江县委书记鲍躬义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不得不离开镇江。约8月底,在镇江搞暴动的江某某等8名中心干部被捕。9月11日,发动数十名伤兵到保安第三团特务连抢夺枪支的汪跃庭被国民党枪杀。而1930年3月底,镇江的新老党员总共只有29人,以上损失给镇江党组织力量造成的削弱可谓巨大,以致在一段时间内镇江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和斗争。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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