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照片说说民国镇江的照相馆

近日，市民张先生淘到几张老照片，他怀疑是在民国镇江照相馆拍摄的，但不能肯定。于是陈先生找到记者，一起来探究当年的照相业状况。

四张泛黄小尺寸照片

张先生淘到的老照片共有四张，尺寸都不算大，均为黑白照片。

图1

第一张是带有底板的肖像照片（图1），长11.4厘米，宽7.7厘米。照片底板材质为米灰色的硬纸板，其印刷采取了精美的凹凸工艺，中间开有椭圆形孔，照片拍好后贴在底板背部，这样人物肖像正好从底板开孔处露出，形成一种类似于相框的装饰风格。因为保存时间较久，所以底板上有两道折损痕迹。底板下方印有红色文字，“镇江，协昌，新西门内双井马路边”，还有一行“SHIN CHONG PHOTO”的英文。再看照片上的人物，其为半身像，穿着中式对襟衫，似为一英俊男子。

图2

第二张也是肖像（图2），不过是全身照，长9.1厘米，宽6.9厘米。下方有类似于钢印的凹凸文字，“镇江，新时代”。照片上一圆脸女子，梳中分式发型，侧坐于一张印有连续纹样的软席上，其身穿类似于旗袍的裙衫，一手撑地，一手就势摆放，姿态优雅，颇显当时女性风度。

图3

第三张为一妇女抱孩（图3），竖式照，长7.7厘米，宽4.5厘米，下方有凹凸印戳，“镇江，美光影厅”，下首是“MayGuang”，这些英文字母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语拼音，可能是谐音。从照片来看，妇女很年轻，梳着一种如今比较少见的发式，身上穿小圆点碎花衣，她怀抱的孩子很小，其戴着线帽，脖子上挂着类似“饭兜”的饰物，身上棉衣簇新，脚下是一双虎头鞋。

图4

第四张照片是一张横式照（图4），长7.3厘米，宽4.9厘米，照片右端的凹凸印戳是“中国照相、镇江大西路”，“CHINA STUDIO”，“CHINA”即中国，“STUDIO” 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工作室，含义包括播音室、录音室、练功房、摄影室、照相馆、电影摄影棚、电影制片厂等，这里指照相馆。这张照片的画面为两个孩子，右边孩子用斜眼注视着左边孩子，左边孩子似乎坐在儿童专用椅上，头上戴着可翻边的绒线帽，引人注意的是绒线帽上还有一颗五角星。

那么，这几张照片是民国时期拍的吗？记者认为，除了照片本身风格外，最好还要结合当年的镇江照相业一起来分析。

照相从画像过渡而来

摄影术由欧洲传到中国，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科技的发展，这一行业渐被人们知晓。但在照相馆之前，市民阶层如果有“照相”需求，一般通过“画像”来解决。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镇江书画家队伍中，已经有了一种叫“写真家”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区别于当时的书画家、诗家、美术家，自成一格。当年镇埠的“写真家”有不少，不过除两三人富有经验外，其余艺术造诣平平。当时的“写真”分干墨、擦笔两种，价格大致相同，也有随各自声誉而定价者。他们中有一定名气的是：薛家巷润商学校的叶压侬、宝安新街的张少湘、已未星期演说会的尹印一、小天主街的高凤梧、城内堰头街的杨吉人、王家巷的颜晋卿。这其中，尹印一的“干墨”放大写真润格为：半身二十四寸大洋四元，三十寸五元，四十寸七元，全身四十寸八元，五十寸九元，六十寸十元，七十寸十二元。

不过在当时，镇江已经有了照相馆，而且数量不少。这其中，有位于万家巷的宝记，银山门的宝华，柴炭巷的鸿昌，南马路的丽芳，日新街的维立升，小天主街的群芳，宝安新街的宝昌，后街的丽珠。只可惜在这些照相馆中，技术高明者绝少，且大多数从业者不知研究改良，因而每年的营业状况渐为冷淡。

当时各照相馆的价格不一，大约拍二寸照片四角，四寸八角，五寸九角，六寸一元两角，八寸两元两角，十寸三元两角，十二寸四元，以上均为正副两张照片。还有一种价格尺度：一尺六寸五元，二尺四寸八元，三尺六寸十元，四尺十五元，这些均为一张照片。若洗印多张，则其价格会相对便宜一些，小照片亦不过是大洋六七角也，市民阶层能够接受。

镇埠照相馆的变迁史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镇埠照相馆缩水为四家，分别是丽芳、宝记、光华、中华照相馆。营业实际上以写真画像为主，兼代照相，且照相技术也不娴熟。如进行肖像摄影时，要将头部卡紧，对光约需五分钟之久，技术水平之拙劣不堪，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听起来感觉是天方夜谭，要知道五分钟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做到不动，所以才需要一种“卡脖”装置固定，最大限度减少晃动。从技术上说，这是对拍摄曝光的要求，可见当时的感光技术比现在不知落后多少。

但随着市民对摄影艺术的逐渐接纳和日益需求，加之江苏省会后来迁到镇江，市容市貌一新，于是镇江照相行业的开设，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至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镇江先后发展有十五六家之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有：凌烟阁、宝记、蓬莱、大都会、新时代、光明、中华、云记、天然等。如果再以规模和设备论之，其中以地处伯先公园的凌烟阁照相馆为翘楚，当时它就拥有美制长条摇头转机两套，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升降摇臂上装一台全景摄像机，其由先前古老的日光棚下照相，过渡到近代化的电光照相，这在当年是我市照相业的一大发展。

镇江于1937年冬季沦陷，各店纷纷逃难。经一年左右，照相业始有陆续迁回者。因为时局动荡，起初各户经营均持慎重态度，营业清淡，为解决生计，一般都是敷衍维持。待治安相对平稳后，从拍摄“良民证（身份证）”开始，一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局面。在抗战八年中，先后增加到25家照相馆（含设摊）。较大者有中国、美光、琪琪等新兴户，不少都开在大西路上。仅就伯先公园内就有大白、宝记等四家服务点，业务皆有起色。但此前规模较大的凌烟阁，因店东逃难入川，损失极大，镇江原址虽委托他人经营，惟资金萎缩，业务衰退。另外报界人士开设的大都会，亦因资金短缺，宣告闭歇。

在日伪统治时期，原来的美、法等国制造的照相器材，全部由日货取代，当时镇江是由日商千太洋行总经销。日军为维护其利益，规定日人一律不许到中国人的照相馆拍照，由日军指定的“写真会社”为其服务。

抗战胜利后及解放初的照相业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民国时镇埠照相馆的照相技术皆从上海引进，一些关键照相设备及材料，如相机、镜头、相纸等通常从国外进口，拍摄相片一般清晰逼真，质量上乘。加上当时的照相馆普遍装潢较为时髦，时人描述为“金碧辉煌，楼台如画”，其主要顾客多为社会名流、阔佬商贾、富家子弟等社会富人群体。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人心大快，镇江照相行业随着形势好转也活跃起来。中国照相馆一马当先，大事整顿，恢复旧观。同时，有不少外地人来镇创业，如“裕昌”是上海孙某所开，“扬子”系常州俞某所开，“琪琪”改组为胜利，“美光”重整旗鼓。新江苏报社社长包明叔以侄子包孔龄出面，开设红叶照相馆。大小店家均扩展门面，充实设备和资金。中国、裕昌、中华三家照相馆也兼营照相材料。当时“中国”的业务对象，多以政府机构、工厂为主，“美光”多以商业界、居民为主；“宝记”和“蓬莱”多以闺秀、优伶、剧照为主。可谓各具特色，繁荣一时。但至解放前夕，由于战事紧张和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社会经济萧条，镇埠照相业又呈呆滞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整个行业营业趋于平稳。但由于私营企业种种的自身矛盾，绝大多数照相馆资金短缺，渐渐面临摇摇欲坠之势。如中国照相馆，从过去盛极一时变成一蹶不振的困难户。1956年，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照相行业也投入这股洪流。当时私营照相馆共有23家，除原有设备外，流动资金颇薄弱，经过人员和商业网点调整，业务技术的培训，从业人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后来服务项目的扩大，我市照相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样一番回顾后，再回到张先生的疑惑上，可能这几张老照片的时间就有了线索：第二张是“镇江新时代”拍摄的女士全身像，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开设，再结合照片的肖像风格，可认为属于民国；第三张是“镇江美光影厅”拍摄的母子照，“美光”在抗战中和抗战胜利后均有记载，也可认为属于民国；第四张是“中国照相”拍摄，中国照相馆前后历经抗战、抗战后、解放初诸多时期，再结合照片孩子绒线帽上的五角星分析，认为可能拍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或者更后；唯有遗憾的是第一张照片，它是“镇江协昌”拍摄的人像照，照片民国味浓郁，属民国照无疑，可惜并无记载，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照相馆遗失在了岁月的褶皱里。（竺捷）

摄影 竺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