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历史中的运河记忆

文/吴波

镇江位于京杭大运河长江以南段（俗称江南运河）的起点，是沟通北方和苏浙的重要节点城市。镇江段运河开凿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利用天然的丹徒水道，进行部分修治利用，形成了早期的运河。秦始皇时，对江南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造，遣赭衣三千“凿谷阳地”，“凿云阳直道使之曲阿”。三国东吴末岑昏又“斩绝陵垄，功力艰辛”。江南运河开河初期因地势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开凿艰辛异常。

两晋时期，衣冠南渡，南方迎来了社会大发展时期，封建社会经济的重心开始南移，江南运河作为沟通南北漕运关键路径，已极为重要。为此，南朝齐时全面修治丹徒水道，主要入江口也向西延伸到大京口。南北朝一统后，社会经济对国家内部漕运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为了将富饶的江南贡赋运往北方，隋大业六年（610年）重新疏凿和拓宽长江以南运河古道，形成了如今的江南运河的基本形态。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其诗篇《想东游五十韵》中咏颂江南运河“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但实际上，镇江到杭州这段330公里长的江南运河，其南段、中段以平原为主较为平缓，天然水网密布，开河较易。关键部分是北段（即今镇江至丹阳段），需要开凿丘陵地带，而入江口长江淤积疏浚频繁，其开河疏浚的艰难，远远超过中段和南段。

两宋时期，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京杭大运河这个南北漕运大动脉空前繁荣，镇江的商业税收排全国第八，转运全国七成漕粮，是名副其实的繁华商业都市。2009年考古发现了位于镇江双井路的数座宋元粮仓遗址，也直接证明了镇江的漕运枢纽位置。与此同时，漕运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水利技术的进步，镇江段江南运河进入了整修建设的密集期。两宋时期的镇江段江南运河建有大京口、小京口、甘露口、丹徒口、谏壁口五个入江口，北宋时在镇江设转般仓，南宋时设大军仓。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年间在大京口建造了四级复式船闸，并设置归、积水澳，其建造原理已与现代船闸并无二致。这种船闸技术领先了世界近千年。南宋嘉定年间又将水澳与甘露港相连，甘露港亦建复式船闸，通过水澳与大京口相通，形成了多重结构的澳闸系统，兼有蓄引水、航运、码头、泊船、储运等多种功能。多重机构和功能的澳闸集唐宋船闸之大成，显示出中国古代水利闸技艺的高超。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镇江除作为江南漕粮以及大江南北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地之外，又成为以商业为主的商品转口城市。长江与运河组成的水运体系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命脉。清代诗人查慎行曾用“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生动描绘了这一时期镇江漕运及手工业、商品加工业的繁荣景象。明末清初，大京口因河道淤积逐渐颓废，清康熙元年在小京口修建船闸，作为主入江口。从小京口到谏壁口这16.86公里的运河就是现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穿城而过的古运河。

而今，谏壁船闸修建完成后，镇江城区的古运河已不再兼有航运功能，但这条千年运河仍然是我们这座城市流淌着的文化命脉，汇聚了千年的人文积累，叙述着流传千年的运河故事，向后人传递着来自历史传承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