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藏书楼史上，镇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先后出现过三座明显带有公益性质的藏书楼，在我国古代藏书楼和近代公共图书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仅在江苏，即使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四库全书

　　焦山书藏

　　焦山书藏是清代名臣阮元创办的一个重要书藏，体现了“书赖名山藏”的新藏书思想和藏书模式。阮元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傅。曾纂辑《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刊刻《十三经注疏》等重要著作，在整理、刊刻、收藏图书方面贡献尤多。

　　嘉庆十八年（1813）阮元任漕运总督。这年春天，他在瓜洲与焦山诗僧借庵、翠屏洲诗人玉柳村论及藏书事，议决在焦山设立书藏。嘉庆十九年（1814），阮元命观察丁百川等人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楼五槛，以作藏书之所，定名“焦山书藏”。

　　为了加强焦山书藏的管理，阮元做了大量工作，从书库的布局、书橱的制造以及书籍的编排，都亲自过问，就连刻铜章、书楼匾、管钥匙之类的事也都亲自嘱办，还专门写了《焦山书藏记》，制订了《焦山书藏条例》。他还从自己在扬州的私人藏书楼中，选出图书206种1400余册率先捐给焦山书藏。在他的影响下，各方名贤纷纷捐赠，其中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的捐书仅次于阮元。其他先后捐书的还有慈溪冯辨齐、黔县李宗媚、巴陵方功惠、六合徐孙麟、独山莫绳孙以及汪喜孙、王豫、借庵、吴大澄、梁鼎芬、陈庆年、缪潜持、张东山等学者和藏书家。在众人的扶持下，焦山书藏发展很快，琳琅万轴，善本尤多，藏书最多时达3570种，4002部，59747卷，21470册。

　　焦山书藏创立后，阮元曾指示海西庵僧人编成《焦山书藏书目》12卷，按照入藏书的先后顺序，著录古籍1400余种，25000多卷，10000余册。使焦山书藏藏书有序，为天下的学者使用藏书提供了方便。广东著名的学者梁鼎芬曾经在焦山书藏读书多日，对那里的读书环境和藏书状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不仅自己带头向书藏捐赠图书，还劝说其他藏书家向书藏捐书。康有为在镇江焦山期间，也是书藏的常客，在这里看了不少书籍。人称“江苏学者”的陈庆年在书藏发现阮元捐赠的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手抄本后，异常兴奋，因此，他居焦山书藏多日，认真校勘了二志，又亲自誊录清稿，将之发往金陵付印问世，为后人保存下两份珍贵的地方文献。

　　1929年，陈去病、柳诒徵、庄蕴宽等学者在焦山书藏又建立了“焦山书藏委员会”，对藏书重新进行编目，按经、史、子、集、志、丛六部列类，编成了新的《焦山书藏书目》，以便为编辑《江苏通志稿》和广大读者使用提供方便。可惜，当焦山书藏即将有更大作为时，抗战爆发，1937年日寇占领焦山后，将焦山书藏焚烧一空。

　　文宗阁

　　在金山曾经有一座著名的藏书楼，名叫文宗阁。它座北朝南，隔庭院有门楼三间与阁相对，两侧有廊楼连接，将阁联成四合院的形式。阁前面对江水，银涛雪浪，气势不凡。阁后山崖陡峭，峰峦苍翠。阁中典籍瑶版，墨香阵阵，是读书赏景的好去处。著名学者汪中曾担任文宗阁的典书官，在阁中校勘过许多书，写过《文宗阁校书记》。文宗阁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毁于咸丰三年（1853），历时74年。文宗阁以收藏《四库全书》出名。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有种类一万余种，数量达18余万卷，几乎汇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的所有古籍。该书问世后，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传旨分抄七部，先后藏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把《四库全书》藏七阁与建七阁联系起来，认为是为了贮藏《四库全书》而兴建了七阁。所以在解释“京都内外七阁，惟文宗阁题名不用水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即使在文宗阁所在地的镇江，人们也存有误解。一种误解是文宗阁的“宗”字原本有水旁，当为“淙”，所以省略水旁，是乾隆皇帝别出心裁，为了喻示文宗阁地貌独特，四面环水的缘故。另一种误解与清人张肶《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中所持观点相同，即“案四库七阁名字均取水旁，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意，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

　　其实，文宗阁题名“宗”字既非省略水旁，也不是江河朝宗于海之意。因为文宗阁的兴建与贮《四库全书》并没有关系，尽管文宗阁兴建时，乾隆皇帝已经传旨开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但当时乾隆并没有打算将此书藏于镇江金山寺。清代丹徒教谕周伯义在他撰写成的《金山志》中记过此事。他说，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曾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于金山行宫。为了保存好这部巨书，两淮盐政专门拨款在金山行宫的左侧建起了藏书阁。阁建成后，督造该工程的盐运使呈请乾隆皇帝赐名，乾隆皇帝非常高兴，题匾额名为“文宗”。由此可见文宗阁历史上是因贮藏《古今图书集成》而定名，它最初赐藏的不是《四库全书》，而是《古今图书集成》。

　　至于“文宗”的真实喻意，乾隆皇帝写过《题文宗阁》诗说明，诗云：“皇祖图书集大成，区分五百廿函盛。空前绝后菁华焕，内圣外王模楷呈。秀耀江山称此地，文宗今古贮层甍。略观大意那知要，知要仍惟在力行。”诗中的文宗显然是对祖宗传书的“尊崇”之意。后来当乾隆打算将《四库全书》藏于金山文宗阁时，仍在另一首《再题文宗阁》诗中强调，“集成拔萃石渠首，颁贮思公天下云。”重申了他对祖宗传书的尊崇。

　　绍宗藏书楼

　　文宗阁及其藏书被毁后，镇江的文人一直有重建之愿。在清代曾有溥玉岑侍郎，谋而未果。光绪十二年（1886），长沙王先谦视学江苏，出题考诸生，题目就是“拟修复镇江文宗阁钞藏”。光绪十七年（1891），王仁堪任镇江知府时，制订了修复文宗阁的计划，又因调任苏州知府，未能实现。接着又有沈恩孚撰“拟复镇江文宗阁钞藏”，表达过修复文宗阁的愿望。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镇江人吴寄尘先生慨然以恢复文宗阁为已任，在伯先公园云台山上创建了藏书楼。题名“绍宗国学藏书楼”，以示有志继承和恢复文宗阁之意。绍宗国学藏书楼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冷御秋、丁传科、赵蜀琴等人的支持。主楼的建筑经费由吴寄尘承担大半，余数由冷御秋、丁传科、赵蜀琴分担。丁传科还捐款一万四千元，另赠大丰恳田二千亩，以其年息作为藏书楼的常年经费。主楼分二层，为西欧式的建筑风格，由上海扬子建筑公司承建，1933年完工。

　　绍宗国学藏书楼落成后，吴寄尘首先将自己的两万余册藏书全都献给绍宗国学藏书楼，同时发起成立绍宗国学藏书楼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有吴寄尘、冷御秋、丁传科、柳诒徵、尹石公、陆小波、严惠宇等。绍宗国学藏书楼对外开放后，由于吴寄尘突然病故，遂由冷御秋、柳诒徵、尹石公共同负责藏书楼事务，出任藏书楼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委员则由胡笔江、唐寿民、陈光甫、吴蕴斋、吴言钦、严惠宇、包允恭等社会名流担任，由他们共同承担藏书楼日常的经费开支。

　　绍宗国学藏书楼内设专职图书管理人员，负责藏书的管理和分类编目。吴士湛、王旋伯、殷吉符、李竹虚、赵乃隆、江世荣、江万里、曹沛然、王云轩、杨玉书、吴仲升、乔风德诸先生先后在藏书楼供过职。建国后，藏书楼先后划归镇江市文管会和镇江市博物馆管理，又先后聘请过鲍鼎、丁志安、沈芷痕等博学之士担任过管理员。其中鲍鼎对藏书楼的贡献最大，他曾将藏书楼的全部藏书编成完整的古籍书目，著录古籍藏书3700多种，70000余册。

　　绍宗国学藏书楼的书源主要来之捐赠，聚书的过程非常艰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镇江，致使绍宗国学藏书楼辛辛苦苦聚起来的20000余册古籍全部散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图书馆学家柳诒徵的倡导下，多方捐赠和筹集，才使绍宗国学藏书楼元气得以恢复，藏书最多时达9万册。其中捐书最多的有唐寿民、严惠宇、柳诒徵、丁蘧卿等，捐书数字均逾千册以上。

　　绍宗国学藏书楼中的善本不少。比较典型的有元刻本5部、明刻本196部，5000余册。这些刻本均出自著名的官方刻书机构和有名的私人刻书家之手，反映了当时的刻书风格，多属刻书中的精品。楼中的清刻本中也不乏精品，如著名书法家林佶手书上版的《渔洋菁华录》等，质量上乘。今仍有100多种，4000余册列入国家善本书目。

　　绍宗国学藏书楼中还有一些手抄本也很珍贵。如敦煌石室中收藏的唐人手写经书一卷，也不知何人捐藏此楼中。此经卷虽内容不全，但时代久远，仍保持着唐代的风貌，为世罕见。

　　绍宗国学藏书楼中的丛书也有可观者，大部头的巨书不少，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万有文库》等。当然在绍宗国学藏书楼中最值得一说的是：清代文人、藏书家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书在被清政府查抄大量流失后，这里竟藏有35种康有为“万木草堂”的藏书，这在国内诸藏书楼中也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