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读书时，有次全省小学生作文比赛，我一举夺魁。作文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后，收到一笔“不菲”的稿酬，斟酌再三，到“艺生书店”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等书。

　　我在读书期间投稿和编稿得到较多的稿酬，放学后就逛起书店。我对老舍先生的著作特别喜爱，如饥似渴地读了他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离婚》、《微神》、以及《月牙儿》等。由喜爱变成崇拜，老舍本名舒庆春，因而我改名为“徐舒”。我在读小学时，就喜欢刻章，自刻了一方“徐舒私印”（印1）盖在我的每本书上，直到现在还使用着。

　　在我六十年的藏书生涯中，既有淘书的乐趣，也有购书的心酸，还有借书的愤怒，更有失书的悲痛，真可谓喜怒哀乐不一而足，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故自署居所为“五味书屋”（印2），读书写作的书房命名为“五味斋”并刻“五味斋藏书”一印（印3）。

　　我每次因公出差，完成任务之后，就逛书店和书摊，每有所获则欣喜若狂。

　　“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珍贵的文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亲自布置下，调集数十位历史学家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的“二十四史”出版后，我立即到书店预订了一套，并顺利购得陆续出版的各史。哪知在购买最后出版的《宋史》时却遇到了麻烦，书店总是推托没有到货。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书店把《宋史》转售给别人了。当我与书店理论时，经手人竟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有什么资格读这部书？”我除了心酸，还能说什么呢？

　　1997年冬天，一次我们全家外出，傍晚回来，才知家里发生火灾了。万幸的是，虽然卧室里家具和电器以及放在床下十多箱书都付之一炬，可是书房的书橱里的书都安然无恙。我到消防队向全体官兵表示谢意时，才知道扑灭火灾时，指挥员当机立断，下令集中水枪在卧室与书房之间喷水形成一道隔离带，这才保住了藏书的安全。我非常感动，回家后，操刀刻了一方“祝融怜我所爱”（印4）的印，加盖在劫后余书上。现在想想：免遭丙丁，并非祝融怜我，而是与祝融作斗争的全体消防官兵助我，我本末倒置，深感内疚。

　　十年浩劫，天怒人怨。书业一片萧条。作为爱书、读书、藏书的人们来说，怎消得这种寂寞？在我所有“文化大革命”期间收藏的书上，都有“无聊才读书”（印5）的印章。

　　“文革”结束，图书出版和发行部门如大旱而得甘霖，好书不断问世。我的藏书与日俱增，在欢快中我治了“补读十年书”（印6）印一方，以表达我读书的心境。

　　我的藏书中，不少是从旧书店或旧书摊淘来的，有些是私人藏书，更多的是单位藏书。不论是单位或是个人散失出来的书，我对书上所有的印章和附件都全部保留，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其流通的轨迹，附件还具有历史价值，只是在这些书上加盖“已归徐舒所有”（印7）一印，以示所有权的转移而已。

　　我退休后，受聘到南京一报社工作，社址在梅园新村，与周恩来纪念馆一墙之隔，与国父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的所在地煦园也近在咫尺，即现在俗称的“总统府”内。这几年，南京的特价书店如雨后春笋，出售全国各省市出版社积压在仓库里的存书，有不少是我以前欲购而未购的，主要是卷册较多，印数较少，价格较高，我只好望书兴叹，如《冯梦龙全集》《袁枚全集》《胡风全集》《周一良文集》《赵超构文集》《黄裳文集》等，现在我却以原价的三―五折尽收囊中。另外，还在朝天宫、夫子庙等处旧书超市购得我过去只知书名而未读过的书。这是我藏书史上收获最丰的时期，2003年还获得江苏十大藏书家之一的殊荣。为此，我特意刻了“总理为邻”（印8）“国父作伴”（印9）两方闲章，用于在南京所购的书上，以资纪念。

　　常年工作和读书之余，我写了一系列书话之类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如《陋室翻书录》《书外话》《五味斋书话》等，至今已积160多篇，长短不一，共50余万字。如今垂垂老矣，尚敝帚自珍，不时翻阅，其乐融融。在这些发黄发脆的剪贴簿中，竟发现一方为报纸所刻，作为我“五味斋书话”（印10）专栏的饰花，真是如见故人，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