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居民结构的六次演变

李植中

　　当今海内外时兴一种寻“根”热，作为镇江人，我也试图寻一寻我们的“根”在哪儿。从查阅一些古籍中，我发现镇江人的结构演变是十分有趣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几乎和中国政权嬗递相应对，每当政权发生激剧变动，它也有同步变化。
　　约在5000年前，镇江的原始居民即 在今七里甸、龙脉山、马迹山、丹徒沿江、谏壁破山口以及大港一带，生息繁衍，使用磨制的石器，从事渔猎、畜牧和采摘、种植等劳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称之为荆蛮人。他们是镇江史前时期的土著居民。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太王古公（檀去木旁）之子泰伯、仲雍自周原南奔江南，首先到达现在丹徒境内。他俩接受当地的巫术礼仪和图腾崇拜而“文身断发”，“为夷狄之服”，于是“荆蛮义之，从而归之于千余家”，特别是他俩把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带来，使这一地区实现了历史的飞跃，结束了史前时代而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并孕育了璨烂的古代吴文化。一个世纪之后，周康王封夨为宜侯，据郭沫若和唐兰先生考证，这位爵爷就是《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说的第四代传人周章。也是无巧不成书，在地下沉睡了3000年的“夨簋”，1954年6月间，在丹徒烟墩山被发掘出来，这簋是宜侯的墓葬器，有126个字的铭文，记载了康王封夨为宜侯，并赐给他“王人口又七生（姓）”和“厥氓口又五十夫”。“王人”原是商朝贵族，因周灭商而沦为奴隶，成了周王封侯的赐物，“氓”是外地迁来的耕作奴隶。无论是“口又七生”的“王人”，或者是“口又五十夫”的“厥氓”，这个“口”字虽不可考，但至少是十位数字或百位数字，表明了这次因封侯赐人而到镇江来的外地人不在少数，他们和当地人共居，从而形成镇江第一次民族融和。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冬，庆封“奔吴，吴名馀予之朱方（春秋时代镇江名），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庆封原是齐国的大贵族，做过宰相，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举族奔朱方。既然是“举族”肯定是一大批人。至今我市南门大街尚有“庆封井”，即证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礼仪之邦”的齐人大批南来，这对镇江居民结构不能不形成一定影响。
　　西晋末，八王之乱，中原的汉民族自相残杀，使民族的防卫力量空前削弱，“自杀”引来“他杀”，五胡乱华，天下骚动。《杜氏通典》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之族多渡江而南。”东晋政府在江南各地设侨州、侨郡，安置流民。 丹徒的京口，为渡江的第一站。徐、兖二州就侨置在这里，号为“北府”，那位“抱闻鸡起舞之思，有中流击楫之志”的祖逖，就是公元313年“率亲党数百家……居丹徒之京口”的。晋明帝太宁年间，因山东莒沦陷，在京口侨置南东莞郡，安置山东沂水、蒙阴一带避难士民，据《梁书.刘勰传
》记载，这位大文豪的祖父就是这批到京口落户的难民之一。截至刘裕禅晋建宋的一百多年间，在镇江一带侨置过南东海、南琅琊、南兰陵、南濮阳等十八郡，县治多至六十多个。北方士民流寓镇江的人当不亚于土著。由于北方侨寓民与土著民长期融和而趋同，所以刘裕（他也是北方人的子孙），下令“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民族大转移，引起镇江居民结构又一次重大变化。它对镇江的文化、经济都起过重大影响。例如镇江人的方言语音为什么和三吴迥异却又近似北方？就在于深受了“侉子”的影响。
　　镇江居民结构的第四次重大变化，在宋靖康之难后，北方士民特别是金人两度攻陷扬州时大量逃难过江到镇江来。据镇江赵、徐、张、丁等几个望族的家谱所载，他们都是南宋初期从北方迁镇的。另据《嘉定镇江志.兵防》记载，建炎初，镇江位当江防前线，城乡要枢驻屯大量军队，计有前军寨、右军寨、中军寨、左军寨、后军寨、水军寨等不下二十多寨，其中固然不乏南方勤王之师，但多数是北方溃退之旅；兵员在四万人以上。那位在黄天荡大败金兀术的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所率领的淮军即有八千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眷属，为数则更多。这是东晋之后又一次的北方居民的大量迁入。
　　镇江居民结构的第五次重大变化，发生在元朝。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调大批他信任的西域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色目人”到江南，以镇胁汉人。镇江当运河、长江交汇点，也来了大批人。这一次居民结构的变化和历史上任何一次不同之处，在于过去只是汉民族的南北融和，而这一次却是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融和。俞希鲁编写的《至顺镇江志.户口》，对元初镇江的各民族居民作了记载。这时的镇江居民13504人中除了汉族外，还有回、蒙古、女真、也里可温、契丹、畏吾儿、河西等七个少数民族2422人，占21.85%，也就是说镇江已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少数民族中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在本市自成街巷，在乡村自成村落，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但又和汉族和睦共处，不言而喻，伊斯兰文化对镇江地方的发展，也作过重要的贡献。
　　镇江居民结构上的第六次重大变化，发生在清初，据张立瀛先生的《镇江古今潭》所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五月，明朝遗臣郑成功、张煌言以水师攻入长江，打下镇江，七月败退，清朝为防范汉人再起，在“株死者数百家”（见陈鼎《留溪外传》）之后，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统八旗骁骑1598人，炮骁骑40人，兼辖左右前后四营驻防镇江，圈城内文昌、儒林、黄祜、怀德等坊民屋，几占全城二分之一。后来由于局势稳定，只留下汉旗驻防。据《东北录略》记载，乾隆二十八年，一股强悍的土匪约千余人，在首领张家狗儿的率领下，由东南饱载所掠，与镇江驻军通款假道，哪知兵竟怕匪，官还让匪，土匪安然渡江北窜。追缉的部队和被扰的地方政府揭发了镇江驻军的怯懦和通匪，清朝政府裁撤了这批不争气的汉军，另调原驻江宁（即南京）的蒙旗六、七两甲全部人马来镇江填妨，并准其携带眷属。这批蒙古军队主要是骑兵1117名，配以少量步兵、炮兵和匠役。加上他们的眷属，人数当在5000人左右。这就是过去镇江本地人所说的“旗人”。
　　三千年以来，镇江居民结构有六次重大变化，南人、北人、汉民族、少数民族，共居而融和，使得现代的镇江人无法说清楚，我们到底是南蛮的后代，还是北侉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