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月薪70块大洋，在重庆只够买一只螃蟹，条件非常差。我们中下层军官和士兵都穿着草鞋。但老百姓对我们却非常好，经常来慰问我们。我就是被老百姓的慰问品救了一条命。”老人说着，拿出一只鞋拔。这是一只铜鞋拔，大约十多厘米长，四五厘米宽，上面布满青绿色的铜锈，看起来像一枚战国时的铲形钱币。

　　黄文钧深深地注视着铜鞋拔，良久、良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战区统辖苏南、皖南、赣东及浙闽两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针对日军的南下政策，1941年底到1942年春，其他战区的部分部队先后被抽调到第三战区来增强兵力。我所在的野战重炮兵第1旅14团就是在这时配属第三战区的。当时，我是3营8连的炮兵观测员。”1942年4月，美军空袭了日本东京、大坂、名古屋等城市，日本本土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空袭，使得其国内人心惶惶，舆论哗然。由于这次空袭美国空军利用了浙江境内的机场，日军遂发动浙赣战役，企图彻底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国际机场，以达到安定本国民心和战场官兵士气的目的。“我在4月底接到参战命令。接到命令后，我们连队官兵群情激昂，当地老百姓也纷纷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住地的房东还送我一双布鞋、一个铜鞋拔。我把鞋拔放进背囊随身携带，就随部队从零陵出发了。”

　　当黄文钧和部队赶到江西时，日军已占领了南昌，他们只好折而向南。“我们在泰和渡赣江，取道兴国、宁都，经南城、金溪等地到达鹰潭。然后，经上饶进入浙江。这次急行军，地跨湘赣浙三省，行程数千里。可当我们到达金华时，诸暨已经陷落。这时，我们营接到命令，配属86军作战。”于是，黄文钧和其他炮兵观测员顾不得敌机的干扰，冒着炮火和机枪扫射，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精度极高的射击图，展开对日军的攻击。“不久，我们营的其他炮兵奉命撤离，只留下我们8连一个炮兵连。”黄文钧和战友们坚守阵地，继续以猛烈的炮火攻击敌人。“一天，我们发现战场忽然沉寂下来，附近其他部队的阵地已空无一人，电话也打不通了。”黄文钧受命连夜去找第86军指挥部。带着既紧张又有点害怕的心情，他快步穿过飞机场，跨过已烧坏的木桥，绕道通过衢州城……终于筋疲力尽地赶到了第86军指挥部。看到黄文钧，军部负责人诧异地说：“你们还没撤吗？快走，快走！”。黄文钧回答道：“我们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怎能随便撤呢！”这时他才想到，也许是由于某种原因，军部漏发了让他们连队撤退的命令。军部负责人急忙在黄文钧的日记本上写了个简单命令，并注明了时日交给他。“拿着命令，我顾不得饥饿与危险，冒着枪林弹雨，连夜赶回连部，终于使连队脱离了险境。”

　　随后，黄文钧和战友们按照命令前往茨菇屯侦查设置炮兵观测站，然而这时的茨菇屯已被日军占领。行军中，他们遭到了日军的袭击。“连长的左膝被击中，我的背囊也被击中。幸好子弹被放在里面的铜鞋拔挡住，我幸运地捡回一命。”说到这里，老人用手轻轻地抚了一下鞋拔：“从那时起，这只鞋拔就被我一直保留着。”

　　黄文钧告诉我们，作为抗战正面战场八大战役之一的浙赣战役，历时三个多月，他参加的仅是其中的衢州保卫战。“我们与敌人展开的激烈的攻防战，为战区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激战四天四夜后，由南面突出重围。”黄文钧说，后来他了解到，日军在整个战役中投入了13个师团，中国军队也投入了11个军。但是日军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力量占据了绝对优势，敌我装备悬殊。作战中，中国军队只能以防御为主，双方损耗和伤亡均很大。“敌人破坏机场的企图虽然达到，但最终因为战线过长，占据地域太多，造成补给困难，兵援不足，被迫放弃战果，匆匆撤退。其中衢州保卫战官兵伤亡2200余人，歼敌18000余人。”说到这里，黄文钧挺了挺胸，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刘飞沙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