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出了1977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30年了，我一直保管得好好的，这是一份纪念，也是一份荣誉。

    能参加高考，真不容易啊！

    我是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没上过一天高中。68年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农村一干就将近 十年。并不是没有上调的机会，1972年大队推荐上大学，公社没通过，理由很简单：家庭红得不够。1977年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相信这是真的，生产队老贫农讲得很实在，“论考真才实学，你小胡或许能考上，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把2000年以前上大学的名额都安排好了，还有你们的份哪。”我也认为这只是一种形式，我并不对能上大学抱多大希望，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争取一个资格，有参加考试的资格。资格，在当时就是一种荣誉啊。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提出的报考条件：除老三届（66、67、68届高中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外，凡25周岁内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均可参加报考。有三道关卡在我面前：一是年龄，66、67年的初中毕业生刚好超过25周岁，我据理力争，上不卡，下不压，为何偏偏不放过这两届呢。报考老师很宽松，说你就填25周岁以内好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出身年月自己填，从后来上大学的情况看，这一点各地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你想想，做了爸爸妈妈的老三届学生都能考，年龄自然不能成为限考的条件。二是学历，我是初中毕业生，但我在下放十年中，自学了“青年自学丛书”高中部份课程，在考前的短暂的复习中，我感觉我并不比老三届差。老三届中66届的知识比较全面，67届的数学就未学习过《解析几何》，68届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高一，比我们高一届，而我们66届初中用的教材是教改教材，进度已经与上一年级差不离了。加上我在下放期间没有间断过自学，我和老三届学生讨论数学等难题时并不感到有多少障碍。我很自信地以“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报了名。三是政审关，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最能决定人政治生命的杀手锏。作为一个知青，我头上有一顶“帽子”——外流分子。72年推荐选拔被阻告诉我一个事实，老老实实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是唯一出路。但我不甘心，73年我就外出自己找工作去了。就象现在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当时被称为“外流”。大队里年年有知青上调进城的名额，一开始还安排给知青的，但接下来就变调了，大队干部公开在大会上讲：什么叫知青，有知识的青年就叫知青。因此，有限的知青上调名额就成了大队干部统筹兼顾安排他们自己人的计划了。但我在“外流”期间，仍不忘生产队，每年都通过我所工作的单位给生产队搞平价的化肥和氨水，这在当时是很紧俏的生产资料。因此在报名时，生产队很通情达理地开了证明。

    77年由于是十年毕业生一朝进考场，人数很多，江苏是分预考和统考两个阶段进行的。我所在公社共有800多人参加预考，预考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不知什么原因，到场考试的人员并不足。我所在的考场，30个座位都不到20人。可能是对高考仍抱疑虑吧。我小学时两个要好的同学一直在考场外候着，见我出考场，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敢考的啊！

    一个多月后，统考名单下来了，60多人参加统考。我有幸在统考名单中。这时我才认真地进行考前复习。但时间太紧了，把高中知识系统地过一遍都来不及。统考集中在县城举行。记得我们一个公社的考生都自带铺盖，被安排打地铺睡在丹阳县中的教室里。考试在省丹中。所有的考生都十分珍惜这次考试的机会，考试期间，深夜一、两点钟才歇灯，凌晨3、4点钟又开灯攻读了。

    当年考试一直不知道分数，我公社参加统考的考生，有近40人接到了体检通知。我又幸运地收到了体检通知。在参加体检的人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未上过高中的。在最终录取的30多人中，我被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中文专业录取。

    说来也怪，录取学校并不是我报考的。而且我报的是理科，录取的却是文科。到校后才得知，我们这一个班全都是理科改文科的，只不过大家都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填了“服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忌文科、惧文科、回避文科是公众心理，恢复高考后，文科考生明显不足。我班同学进校后大部份人都接受了这个现实，毕竟走出农门、圆了上大学的梦。但也有个别同学仍不愿意放弃理科而改学文科，记得当时一个溧水的姓许的同学到校上了不到一个星期课，仍回去重新复习参加高考，后来成为78届南京工学院的学生。

    77年的高考恢复，不仅仅是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一次大解放，观念的一次大更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正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这才有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同样地，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人性化的观念得到了复苏。人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社会开始涌现越来越高涨的活力。不能不看到，恢复高考给后来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给老干部平反、推行改革与开放等在人们观念上的改变所带来和积极作用。

    就我个人而言，高考的恢复给了我一个真正的机会。66年初中毕业，在校以无比的忠诚参加了两年文化革命运动，临下放前，学校组织了一次升学考试。但我在考前已经得悉，校革委会和军代表早就已经将上高中的名额研究定好人了，考试只是对人的一种愚弄。我毅然放弃了考试。我当时是怀揣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开始我的知青生活——我自谓的社会大学生活。我没有想到我会真正地上大学。恢复高考给了我一次机会，而我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尽管当时还是不十分自信的，但我抓住了。

（作者单位：健康路街道梦溪社区党务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