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977年里比“8·8”讲话更早，邓小平同志就已于当年5月24日发 表了一次前后呼应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后来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题，与“8·8”讲话一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如今，邓小平同志所期望的各个阶段的目标已然实现。记者从不同的历史文献中萃取到以下一组相关数据：1978年，我国大学数量为598所，在校生人数为85.6万人，至4年之后的1982年，大学数量增至715所，在校生规模增加到115.4万人，而30年后的今天，我国大学数量已达到1909所，在校生规模达到1800万，这两个数据分别是1978年的3.2倍和21倍；1977年恢复高考首年，我国大学招生人数仅为27.297万人，5年之后的1982年招生人数为31.5万人，10年之后的1987年招生人数翻了一番，今年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560万之多，是1977年的20.5倍（以上均不含台湾和港澳地区）！

　　然而，伴随着巨大成就的取得，漫漫30年的高考之路却是披风沥雨，走得极不平坦。在完成划时代的破冰使命之后、在最初附加在它身上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化之后、在所有的欢呼与振奋都归于平静之后，人们开始从立体的角度，审视中国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缺陷，并尝试着不断推出各种治弊之策：从“保送生”到“标准化考试”，从“双轨制”到“并轨招生”，从“3＋2”到“3+X”，从“取消年龄和婚姻的限制”到“5％的自主招生权”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迄今依然不能平息纷争，针对高考制度的各种责难甚至“愈演愈烈”。就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有代表提交议案，疾呼“取消现行高考制度”。在备受热议中一路走来的高考制度，如今在热议中继续前行。

　　谈及高考制度，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表示，首先应不容漠视这一制度在30年前那个特定历史时刻，所起到的巨大社会推动作用。他认为，在观念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一种制度的确立就显得十分重要，能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1977年，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虽说拨乱反正已经开始，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却进展缓慢。身为恢复高考受益者的格非告诉记者，即使到了他读大学的1981年，仍然明显感觉到这一点。格非是镇江籍人士，1981年从原丹徒县丁岗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格非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也许在一开始并不明显，但30年之后，面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重新回眸，就会清晰地看到它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唤醒并进一步弘扬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文化，选拔和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关于这一点，同样是镇江籍的77级考生、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持认同感。李忠杰说，对当年恢复高考的评价，固然可以联系个人命运的变化，但根本上还是要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层面来加以认识。重塑社会价值观，并且为不久之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造就了千百万栋梁之才，这就是恢复高考的核心贡献所在。

　　至于高考制度目前客观上存在的某些弊端，格非指出，其实任何考试方式都永远摆脱不了各有利弊的两难境地，高考制度的弊端也并非中国所独有。他建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改进：一是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和范围，其次是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李忠杰则认为，在迄今尚未找到一种既可以保留现行高考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又能剔除其弊端的新方法之前，不宜对这一制度过于“大动干戈”。李忠杰尤其不赞成取消高考制度的“极端之举”，他提醒说，十年“文革”的后果与教训可谓“殷鉴不远”。

　　针对近年来取消高考制度的呼声，格非也态度鲜明地予以反对，他说：“我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赞成这样做。高考也许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还不失为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在任何社会中，公平都是第一重要。从目前来看，它仍然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改变自身命运的主要途径，高考制度还在艰难地维持着这个社会难得的公平，尽管它在诸如学费、区域招生和中小学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方面已经显现某些不公平的迹象，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在有关高考制度的公平性这一视点上，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江苏科技大学校长王建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均持肯定态度。

　　1980年考进镇江农机学院（江大前身）的袁寿其，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副校长、校长。他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曾有的一项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重建了一种社会公平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机会与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他由衷感慨道：“如果没有高考，像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根本就没指望进入大学深造，也就不会拥有今天。”

　　在切入高考改革这一话题时，袁寿其校长坦承，现行招生制度确实存在不少值得推敲之处。譬如，在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得到保障之后，学生的个体性与多样性又如何能够得到充分体现？这成为高考制度遭遇的一大现实困惑。身为“业内人士”的袁寿其，站在自己特定的岗位上献策：未来应建立以全国或省级行政区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评价为辅，以及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的高校招生制度，但是他强调，对现行高考制度决不能再采取简单取消的办法，而是要先试后立、先立再破。

　　王建华校长则表示，经过长达30年的历史沿革，到目前为止，高考仍然不失为我国选拔人才最可靠的一个模式，也是在国人心中最具公信力的一个成才渠道。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考制度在局部环节上继续进行某些探索是必要的，但是王建华预言，在可以取而代之的更佳的整体模式出台之前，既有高考制度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

　　由于连续数年大规模扩招，近年来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去年已达到413万人。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目前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现象时，王建华回答说，宏观上看，这一现象的确存在，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过剩、甚至“大学生贬值”这一类的说法，或者，至少所谓的“过剩”只是一种假象。王建华就此提供了一组相关数据予以佐证：截至2004年的一项统计，我国25岁以上（含25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5.77％，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46.5％，日本为20.2％，加拿大为21.4％，澳大利亚为21.5％。王建华认为，假象“过剩”考问的是，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需要？因此，数量并不是个问题，人才的结构才值得重点关注。

　　较之于袁寿其与王建华，另一位大学校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院长史国栋，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思变之心就相对显得更迫切一些。这位77级出身的教育界权威人士称，如今高考已成为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牛鼻子”，高考制度已经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地步。高考制度不改革，国民综合素质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史国栋说，高考改革虽然历年已产生过不少新花样，也不可否认改革设计者确实是用心良苦，想把制度改造得更合理，殊不知，如今的结果反而是越改越复杂，越改中学负担越重，越改老百姓越不满意。史国栋认为，高考制度改革的关键发力点在于，把招生权力归还给高校。

　　史国栋的上述观点与另一位相关学者不谋而合。江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晓波教授把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归纳为3个要点：政府主导、市场主体、高校主管。“政府主导”指的是政府要通过制定宏观政策，引导高校招收合适人才，督促高校保障教育质量，维护教育公平。“市场主体”则指的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让考生凭自己的综合素质与高校之间展开双向选择。李晓波认为，好的高考制度不是让考生以分数对号入座，而是要让考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更多的选择，从而获得最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资源。

　　至于“高校主管”，李晓波进一步剖析说，这指的是要让高校在人才选拔中担负起主要责任。要相信高校最清楚选择什么样的人加以培养，才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办学特色。他引喻道，如果硬叫厨师做他并不擅长的菜，甚至越俎代庖，最终出来的菜肴将很难可口。李晓波指出，一旦获得自主权，少数高校在招生中可能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做出违规之举，但只要政府加强监管，这些现象是能够杜绝的，高等教育能够在公平和效率的轨道上平衡、健康地发展。

　　高考事关治国大计、决定百姓人生命运，面对这样的一项重要制度，无论“存论者”还是“废论者”，无论“变法者”还是“护法者”，讼争可以各执一词，但有一个共识却毋庸置疑：30年后的今天，在全球化视野里，我们的教育工作各方面仍然做得远远不够。

　　记者了解到，按照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至2000年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应达到GDP的4％水平。如今，这一世纪目标远没有实现，目前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1％，而同等发展中国家已达到3.9％，泰国为4.3％，发达国家更是高达5％至6％，此其一。其二，在不久前公布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500强最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的近2000所大学中只有18所大学榜上有名，其中排名最前的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分别仅列第192名和196名！

　　基于以上现实，国家对教育工作历来高度重视，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中曾再一次强调，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他指出，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战略任务，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历经30年沧桑风雨的高考制度，今后不管怎么改革，高考之路不管怎么走下去，都只会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