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下午，宁夏文联名誉 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贤亮做客新华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1957年，您因为发表了一首长诗《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经历，能否谈谈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您对民主、对改革有什么切肤的思考？

    [张贤亮]这是不民主或者专制的政体给我造成的切肤之痛。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了，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和中华民族共命运的，因为不光我自己受难，大家都在受难。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就我个人看，从没有民主可言。1978年以后，我们逐步地向民主过渡。当然，我们离真正的理想民主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民主，中国整个政治民主进程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从地方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您对这种民主进程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贤亮]我说一个小故事，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在十六大之前专门飞到宁夏去说十六大要召开了，动员我入党。我入还是不入？不入有不入的好处，你有这样一个知名度，你有这样一个贡献，你可以当个副省长或者政协委员什么的，我说入，话语权是比较小的。入了党，你有话语权。我说你是愿意当一个让别人让你当官的人，还是你愿意做一个决定谁来当官的人。

    张贤亮：为了挽救我自己的财产，就得豁出去干

    [主持人]92年的您，已经是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协主席，可以说在文坛上已经声名赫赫了，那么您为什么有了“下海”的念头和行动？或者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贤亮]随着潮流，因为我一直反对专业作家制度，我认为写作是业余的事情。写一两部作品就是专业作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够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我对这个一直不是很满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南方讲话以后，全国掀起了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大打第三产业的热潮。宁夏文联也得办个第三产业，我跟风跟的很快。那办什么呢？“镇北堡”是我1962年劳改的时候发现的，于是我就在那办个企业。那时候宁夏文联也没有钱，政府也没有钱，那怎么办呢？跑到银行去。银行说，张贤亮，你有那么多的外国译本，我的外汇存单他们也掌握着，于是我拿外汇存单贷款。谁知道1994年，中央下一个文件，说中央党政机关与三产脱钩，于是债务就都落到了我身上。于是我一不小心成为了一个民间企业家。于是我不得不全力以赴，因为我得挽救我个人的那点财产。第二，现代企业制度就建立起来了，以我为绝对控股的。到了1995年就把银行债全部还清了，把我的外汇存单安全收回来了。

    [主持人]您怎么把当时的荒凉变成一道文化风景？

    [张贤亮]这是需要远见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决定于这个创办文化的人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眼光，当然有很多文化底蕴和艺术眼光的人也和我一样下海，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少了一个东西，就是挑战自我。当时为了挽救我自己的财产，就得豁出去干。我知道怎么样办它。第一，当时一是一帮农民工，实际上我是领着一帮农民工打造一个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化远见。电影电视，90年代我一看到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片子，将来电影电视一定是数码上表演。第二，我发掘了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世界上正在消失的东西或者已经消失的东西是最珍贵的。就像两位，你认为你们身上最珍贵的是什么？年龄。你不可能恢复到2007年。所以这个是最珍贵的。于是我在90年代初，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趁中国正在城市化，改造新农村的时候，大量收购正在消失的木质构件。我收集的东西很多都是无价之宝。因而，我把电影电视拍摄留下的场景，比如说张艺谋的酒作坊等，我全部把它搞成真的了，而且全部用明清的建筑去做。有一定文化底蕴或者文学艺术眼光的人，搞这些文化产业，再加上一点毅力，一定会成功的，没有什么诀窍。人们去不是去享受荒凉，实际上是去获得一种文化享受，获得一种艺术审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