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解读：重奖赵亚夫背后的“倾向问题”

　　1月19日，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第一项内容就是为“省科技兴农模范”赵亚夫颁奖，奖金30万元。

　　3月12日，在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赵亚夫又被市政府授予“科技兴农特别贡献奖”，奖金20万元。

　　两个会场上都出现了经久 不息的掌声。掌声不仅是对赵亚夫本人的褒奖，更让广大农业工作者看到了一种“倾向”。

　　多年来，在农业系统，一直是技术创新者、发明者、科研者获得极高荣誉和高额奖励的机会比较多；而现在，在科研上并没有多少“建树”的赵亚夫，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肯定他的不是科技成果，而是其46年如一日与农民为伍的“推广精神”。

　　重奖赵亚夫，令很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浮想联翩：是不是对农技人才的考核，不仅看重技术成果的发明，同样看重他让多少技术转化成了“成果”；不仅看重农技人才的“实验室本领”，同样看重与农民沟通的能力；不仅看重农技人才的专业技术高下，同样看重他产销结合的综合实力。

　　事实上，省、市两级领导在为赵亚夫颁奖时都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学习赵亚夫就是要学习他为了服务农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推广精神；学习赵亚夫就是要学习他为了服务农民，不断拓展研究范围、不拘泥于某一领域的“多面兼杂能力”。

　　那么，重奖赵亚夫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倾向”的转变呢？

　　记者调查：“高级农技”忙考评，无暇进村

　　一位已经获得“研究员”职称的农业专家，拿出一张年度考核表展示给记者看。考核的内容有如下几项：在国家级学报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的情况；带了多少研究生；主持省里几项重大研究课题；科研成果是什么。“如果这些考核指标不达标，那么就取消研究员资格。”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笑着说：“如果按这个标准考核赵亚夫，我想他一定是不合格的。”

　　按照农业部门的职能划分，以农科所为代表的科研单位主要负责农业技术研究，然后到科技部门立项，最后由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推广，但结果并非如此。

　　句容市农业局一位领导曾经在公开场合坦言，该局有近200人的农技队伍，但能够做到进村入户、与农民面对面交流的人为数极少。“原因很多，有的本身就不热爱农业，对农民也没有太多感情；有的根本不相信农业能有多大的经济效益，精力也就放在了别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没有相应的考核体系，激励他们下乡。”

　　能够获得副研究员、研究员，农艺师、高级农艺师的农技人才，基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由于考核偏重于技术研发成果，所以很多人都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实验室和论文写作上。

　　这位局领导进一步指出，由于很多农业人才极少与基层农民沟通，往往会形成“农技人员研究的东西，农民不感兴趣；农民感兴趣的东西，农技人员又不愿去做”的现象。

　　此外，由于有些农技人员只有“嘴上功夫”，实践能力甚至不如农民，也使得这些农技人员不愿去见农民。“种草莓我们种不过王柏生，栽葡萄我们栽不过方继生。”本来农民应该是农业技术人才体现自身价值的对应群体，但现在“农民与少数技术人员之间的关系则越来越微妙”。

　　其实，不仅缺技术的农民需要科技人员，即便某一方面的种植能手也同样需要技术人才。比如，种植能手的种植经验需要理论化总结，而农民没有这个理论水平；即便再强的种植能手对一些农业上的重大事故性的应急，也很难赶上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从农户那里收集最直接的应急反馈。

　　以年初的那场雪灾为例。句容白兔草莓种植户纪荣喜回忆说，当时雪灾发生后，农林部门向草莓种植户发出了清扫大棚积雪的通知，但谁也没有想到，由于大棚之间的空隙不大，清理出的积雪不一会就高达一米多，厚得让人无法立足。不少大棚都是因为这个状况而无法及时清理出现倒塌。

　　很多新型农业课题都需要农民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有了今年的积雪尴尬，大棚之间的合理间隔也就有了技术标准。

　　镇江农科所深知农民与技术人员不可分割的道理。全所2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都在村庄设有研究点。他们将农民的田地作为实验室，不仅使自己的研究方向紧贴农民需求，而且将科研与技术推广合二为一，大大缩短了技术成果转化的时间。

    “基层农技”忙生存，无心下田

　　采访赵亚夫时，他讲过一段刚进戴庄的经历：他带着越光水稻的种子向戴庄农民免费发送，并进行免费技术培训，但农民还是把他当成了推销农药化肥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员，根本不予理睬。

　　听到这则往事时，当场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成了农民心目中的“农资小贩”？恐怕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基层农技人员，因为他们毕竟也是“弱势群体”。

　　镇江市农林局科教处对全市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结构作了一个调查。目前，我市共有乡镇农技推广中心53个，畜牧兽医站56个，定岗人员1504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581人，占38.6%；中专及高中750人，占49.9%；初中以下173人，占11.5%。

　　在53个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财政全额拨款28个，占53%；差额拨款22个，占42%；还有3个是自收自支。另据调查，即便是全额拨款的乡镇，不少农技推广员的工资待遇也只有四五百元，收入甚至不抵普通农村打工家庭和种植大户。差额拨款和“自负盈亏”的乡镇农技推广员的生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村级农技人员80％都是由村干部兼职，他们大多只接受过一到两堂课的培训就充当起科技推广的角色；多数情况下，能不走样地把“上面指示”下达给农民已经相当不错了。只有极少数村庄能够根据自己本村的农业特色，定期组织农业生产和技术交流活动。

　　这份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基本描摹出了多数基层农技推广员的生存状况：

　　“……实际工作中从事经营服务的人多，与推销农资有关的活动多，下田下村解决农民技术难题的活动少；忙挣钱的时间多，接受继续教育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少……况且，村级农技人员大部分都是兼职，仅仅能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现在的乡镇合并后一般有一二十公里，下村只能靠自己的摩托车，汽油费还要自己掏，他们没时间，也没有专业能力进行农技服务与指导……”

　　专家观点：制度革新才能“复制亚夫”

　　“出现一个赵亚夫，个人努力就够了，但要培养一批‘赵亚夫’，那就必须‘制度制造’。”在谈到“亚夫现象”时，江大法学院的一位教授提出了上述观点。

　　“所有农村、农业的问题，最终都可归结到农民素质培训中来，要将数目如此众多的传统农民转化成现代农民，一个赵亚夫肯定是不够的。要培养更多的赵亚夫，就必须梳理出现存制度中有哪些制约因素，能改进的改进，如果高出了地方立法范围，那么就建立一些地方激励措施，抵消现存制度的负面障碍。如果现存考核制度偏重理论，那么地方上就可补充一些偏重技术推广方面的激励措施。重奖赵亚夫对调动农技人员下乡入户的热情有极大作用，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做法制度化。”

　　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制度革新也不是全盘否定现有的考核体系。许多农业内部人士指出，实践不进行理论化总结最终也会影响技术普及。考核体系也应该兼顾推广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设计技术研究和农技推广两套考核体系，给农技人员选择权；另一方面，可对省、市、县、镇不同级别的农技人员进行不同形式的考核，因为，他们承担的农技职能毕竟有所区别。“省里的专家可以宏观研究为主，市里的专家就应以推广为主，宏观研究为辅，县乡以下就更应该以技术推广为主要考核指标。”

　　当然，考核体系的改革还只是制度革新的一个方面，改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生存状态，健全基层农技人才的业务更新制度等，也是“制度革新”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