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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与文学邂逅之后的一次命运自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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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10-08 16:31:52 | | 作者 北男 |
时至今日，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考上一所大学几乎不算问题，但是大学一读完，问题随之而来，就业太难。这与我们那个年代正好相反。我们那时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需要呕心沥血，可只要进门就一了百了，饭碗锁在保险柜里，国家包分配。福兮祸所倚，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一“统包统配”制度在普惠大众的同
时，却深深击痛了一个“生不逢时”的我。
1984年，我以502分应届考入镇江医学院（现江苏大学）医疗系，在当年该校招收的新生中分数排第二。我的高中是泰县（现姜堰市）叶甸中学，四周农田环绕，常年寂寞而居，学生总数六七百，两个高三毕业班全是理科。那年夏天，百余农家子弟分乘两艘轮船进县城赶考，只出了6个本科生。由于分数显眼，我一进大学很快就捞到一官半职，从班级宣传委员到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干得踌躇满志，各科成绩也不差，一切都在按白衣人生的既定轨道运行，丝毫没有“变轨”的迹象。但是，大二时候发生了一件多少有点蹊跷的事。
这件事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在《镇江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短短7行，题目叫做《橄榄》。这首诗诞生于那年我住院动一个小手术期间，躺在病床上的人最擅于胡思乱想，我也不例外，可是竟然冒出一件文艺作品，这实在是个谜。要说其它细胞，我倒是有一点，比如音乐，我从小就能摆弄好几样乐器，而且进校不久就入选镇江医学院小乐队，怎么说我这辈子也不该与文学这东西沾边。一方面，从当年高中文理分科之时我就志不在此；另一方面，我基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先天条件，高考成绩主要靠数理化支撑，120分的语文卷子，我考了69分，属于不及格。时隔多年之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谈起我的人生转型，也很费解，他对我高中三年的语文成绩了如指掌。
一首变成铅字的小诗就像一粒火星，要么转瞬熄灭，要么点燃一场火，我没有想到与文学星火的撞击之后，自己这么易燃。首先我很激动，当时稿费好像拿了两块钱，这只是我后来请客花掉的一个零头；其次我很勤奋，从此没日没夜地写，即便是广种薄收，大学期间累计也有数十首（篇）作品见诸各大报刊，像《生活周刊》、《萌芽》、《飞天》等等。过来之人都知道，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诗歌年代，有评论者曾用牛仔裤、朦胧诗和迪斯科来摡括八十年代的“三大文明”，浪潮裹挟之下，我在文学的海洋里更加自得其乐。1986年我在镇江医学院拉起一杆旗，创办该校史上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甘露文学社”，自封社长。那年头，一所大学里没有文学社团是很不体面的一件事。1987年，我加入镇江市作家协会，是惟一的在校大学生会员。
然而，事情就算到了这份上，就算到了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一点将人生推盘重来的意思，仍然一边写诗一边写诊断，我与同学们之间探讨的焦点仍然集中于将来最想干哪个科，至于到哪个地方进哪家医院，就用不着自己白操心了，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这是1989年的7月初，我正在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放射科实习，十几个科室轮转下来，放射科是我最后一站。长达一年时间的上海实习生活，历史性地赋予我与文学更加亲密接触的一次重要机缘，与一些海派文化人士的交谊多半就始于这个时候，像格非、朱大可、宋琳、曾元沧、桂兴华等等，宋琳兄还到我医院宿舍串过门，他对我的写作环境一直感到好奇。就在距离返校分配还剩几天的节骨眼上，消息灵通人士提前从镇江给我传讯，说我可能被分配到仪征市。尽管事先自己曾设想过各种去向，以留在“第二故乡”镇江为最佳，也自我开导实在不行到哪儿都无所谓，一样是“国家干部”，铁饭碗少不了——可当这样的消息真正降临，我不禁沉沉地一楞，再也按捺不住，把相关手续托付给同学办结，连夜坐火车赶回镇江。
先是找学生处的一把手求证我的去向，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一本正经的话外之音我已基本听明白。早在学基础课的时候，这位一把手曾管过我们事，我和他之间有过那么一点不协调，我知道与他磨下去毫无价值。回头就向一位我很敬重的系领导求援，他除了反复劝我“想开点”外，也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大权握在学生处手中。我们进校时尚无这一机构，偏偏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从天而降，并且又碰上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负责人，也算自己运气差了点。在回老家泰县的最后请求也遭到拒绝之后，我彻底认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名字与仪征捆绑在一起，送往省城盖章。被绑去仪征的还有另一位男同学印文彩，泰兴县人。我们这一届没有仪征籍的同学，但是省里下达计划里有仪征两个名额，由此我俩同时遭到“计划”。
差不多在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才怀揣派遣证赶到仪征市卫生局，不经意之中本想先打探一下仪征市人民医院的综合状况，结果对方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晕过去：今年所有医科大学生全部下放到乡镇卫生院，城里一个不留。我掉头就回，并暗暗庆幸亏得没把派遣证交出去——这一步跨出与否有天壤之别！
回到学校，我向学生处报告了上述情况，并申明坚决不肯去仪征工作，请求组织上改派。学生处答复，改派事宜非同小可，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然我在“计划”中已经是仪征的人，则首先要让那一方放人，第二步是找到新的接受单位，必须是卫生系统，跨行业不行，然后还要省人事局审批。据我所知，每年都有不少提出改派要求的毕业生，但是学生处的工作人员暗示我，改派名额少得可怜，要想获得成功，那是“难于上青天”。
除了迎难而上，我已经别无选择。从当年8月开始，我就独自一人在镇江、仪征两地之间奔波，往返不计其数，这条线上的班车司机都已经认得我的面孔。先与仪征市卫生局交涉，得到的回答是虽然用人是他们，但放人权却在人事局。我找到人事局，对方几乎一口就回死：我们没这先例！几个来回之后，有点进步，人事局的语气开始转为“我们商量商量”以及“我们再商量商量”，可一拖十天半月，总也商量不出个结果来。后来我干脆在仪征市汽车站旁边一个廉价的小旅馆里安营扎塞，每天到人事局局长办公室里打太极拳。
记得那年中秋节我就是在这家小旅馆里度过，好心的老板娘晚上送了我一块月饼，除了辛酸，实在吃不出其它滋味。第二天上午我照常又去人事局“上班”，刚走到仪征市政府大门口，眼前一幕让我顿若万箭攒心：不远处的台阶上坐着一位老人，她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从父亲口中得知我的行踪，那些年父亲退休之后也在镇江打零工，母亲常从苏北乡下上来陪伴他。母亲显然不会理解儿子的倔强，甚至还唠叨着劝我“不要跟国家对着干”，安心上班去吧，但是有一点，她永远挂念儿子的安危。
现在回想十九年前的这一切，自己反倒有点后怕，事实上在当时情形下，我根本没有心境进行任何风险评估，在这场没有必胜把握的抗争之中，丢掉“铁饭碗”的危险随时存在。我只认准一点，乡村医生不是我所需要的未来，制度的绑架既然即将毁掉我的一生，那我只能自我拯救。在此期间，我的同学印文彩，已经放弃了两人信誓旦旦的自救约定，到一家镇卫生院过起平静的白衣生活，他的退出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斗志。直到十九年后的今天，当年代印文彩领取的烫金毕业证书仍保存在我手中，后来他已因故到学校重新补办了文凭，但是这本作废的毕业证书我会替他永久珍存，这是一个关于那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符号。
大约是在那年国庆节之后不久，仪征市人事局终于签字放人。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有趣，一顺百顺。就在我着手下一步寻求接受单位的时候，获悉另一位同学唐荣国因为坚决不肯去江苏工学院（现江苏大学）职工医院报到，想分回老家江阴市，也在作改派努力，但是毫无进展，整天愁眉苦脸地在镇江街头徘徊。我们两个难兄难弟的接头让事情立马迎刃而解，我帮他赎身，他帮我腾窝，两全齐美，一个死结就此打开。
煎熬一般的酷暑终于过于，1989年11月，我穿着秋装到江苏工学院职工医院报到，被分在内科。两年之后，我迈出人生更大的一步，弃医从文，调入镇江市文联任《金山》文学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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