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慧:对母亲丁玲的愧疚
母亲的选择成了我的选择
回忆起往事，蒋祖慧颇多感慨，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萦绕于胸，欲言又止。谈及母亲丁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蒋祖慧说，她学舞蹈的这条人生道路正是母亲给选择的。
蒋祖慧从小在延安“保育院”长大，虽然正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她的童年和少年却是无忧无虑的。1948年，丁玲参加了一个和平会议后从苏联归来，住在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正在晋察冀边区学习的蒋祖慧来到沈阳看望母亲。当时，“鲁艺”刚刚开始搞芭蕾舞，而在苏联观赏了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剧《泪泉》的丁玲深深地被这种艺术形式打动，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去跳跳这种舞蹈。然而，不满14岁的蒋祖慧并不是很情愿，在他们这批延安长大的孩子们的心目中，学习理工才是“正途”，才能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出力。但最终，丁玲还是说服了对化学最感兴趣的蒋祖慧，把女儿送到了朝鲜，跟随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学习芭蕾舞。
新中国成立后，蒋祖慧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经过努力成了一名舞蹈演员。但是母亲希望她通过进一步学习，成为一名舞蹈编导，能够编出属于自己的、民族的舞蹈剧目。于是，1956年，蒋祖慧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系统地学习芭蕾舞的编导技艺。
1957年，蒋祖慧正在苏联学习。在一次联欢节上，她在中国代表团带来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蒋祖慧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不相信在出国时还送给她一套《毛泽东选集》的母亲竟成了“反党分子”。而在国内，丁玲在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中正经受着严厉的批判和残酷的迫害，她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一下子变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谋，戴着大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丁玲没有让自己的处境成为女儿的负担，或许由于是在延安长大的娃娃，远在苏联的蒋祖慧没有受到母亲的株连，她仍旧如愿地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风华正茂的蒋祖慧从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她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艺术创作当中，与同事们合作完成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1962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上演了这出舞剧。
女儿心中的母亲丁玲
在蒋祖慧的印象中，母亲丁玲是一个乐观、健谈、襟怀坦白的人，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汤园农场劳改期间，也经常是笑声朗朗。
1959年，在苏联学习了三年的蒋祖慧得到一次回国的机会，时值新中国十年大庆，她被“恩准”去北大荒看望母亲。蒋祖慧回忆说：“对于被打成右派的事，她根本不谈，不谈这些乱七八糟的。她就说养鸡怎么怎么样，那里很多知识青年怎么怎么样。完了就讲，‘我也不怎么想你，你放心，好好学吧。我这里这么多的知识青年，她们都是我的女儿。’”丁玲良好的精神面貌，让蒋祖慧在放心的同时深受激励。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监狱出来的丁玲被下放到山西长治，活动受到限制，蒋祖慧和丈夫偷偷地再次看望了母亲。丁玲依旧很乐观，她对女儿说：“抗日战争时我来过太行山，现在我又在太行山上，看到年轻人成长，看到我们种的果园，我很高兴！”有时蒋祖慧劝她说话注意些，丁玲就说：“我快80岁了说话还注意什么，我还能怎么样？”
在蒋祖慧的印象中，母亲丁玲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除了本行写作以外，她曾经画过画，很喜欢看中国的古典戏曲和各类文艺节目。“文革”后，蒋祖慧和丁玲一起看京戏，丁玲就说：“京戏描写英雄主义的东西比较好，而越剧表现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好……” 又讲到程砚秋，说：“程砚秋那么胖，个子又高，完全就是个男的，可是他越演就越像个女的……”蒋祖慧说，母亲从来没有讲过传统戏曲有什么不好。
粉碎“四人帮”之后，蒋祖慧重新焕发出艺术活力，准备排演由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剧《祝福》。蒋祖慧不赞成一些人把这出剧排演得“穷兮兮、灰兮兮、苦兮兮”，她觉得这样不好看，于是去征求母亲的意见。丁玲告诉她，祥林嫂是中国农村上千年来青年妇女的典型，她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迷信和盲从，这却正暗合了“文化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丁玲还提醒她可以用芭蕾舞的形式表现、强调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婚礼呀，不一定非要“灰兮兮、苦兮兮”，芭蕾舞的形式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也无须受电影的影响；祥林嫂还年轻，江南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怎么就不能把她和江南的美女结合在一起呢？蒋祖慧接受母亲的意见排演出的《祝福》收到很好的效果，提起这些往事，她至今都很感谢和佩服母亲。
丁玲虽然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但在蒋祖慧的心中，这一点似乎却被忘记了。在交谈中蒋祖慧从没有提及母亲作为一个作家对她的影响，她说她读母亲的书不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母亲的小说，诸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成芭蕾舞剧，问及原因，蒋祖慧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似乎还没来得及想，时间就过去了。
蒋祖慧的芭蕾舞编导事业
蒋祖慧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她的心中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目标，她说这也是受益于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丁玲就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看得出来，蒋祖慧对她的事业非常执著。从1961年排演《巴黎圣母院》以来，她相继编导、排演了《红色娘子军》、《纺织女工》、《白毛女》、《祝福》、《巴黎公社》、《杨贵妃》、《燕南飞》等等。
1962年，在周恩来的提倡下，中宣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搞革命题材芭蕾舞的选题会。那次会议最终确定的选题是《红色娘子军》，当时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关人士认为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演员多为女性，适合芭蕾舞表演，再加上这一题材有着良好的音乐基础，对把它搬上芭蕾舞台充满信心。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快就投入了创作。蒋祖慧作为编导之一，接受了其中序幕、第一场和第二场的创作任务。
蒋祖慧接到任务之后非常兴奋，在她的心中，一直想搞出一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芭蕾舞剧，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老师就告诉她，将来要想有出息，就搞中国现实题材的东西。经过几年的努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终于在国庆15周年前夕，与观众见面了，演出大获成功，被国内外一致公认为芭蕾舞民族化的典范，是一个成功的艺术珍品及中国芭蕾舞新的里程碑。
《红色娘子军》开始了全国巡演。尽管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芭蕾，但剧组所到之处，反响空前热烈。毛泽东对这出舞剧，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1950年访苏时，对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一次，他想亲眼看看中国人自己搞的芭蕾舞。于是正在广东演出的剧组，被迅速调回北京，为毛泽东做专场演出。毛泽东看后很兴奋，对《红色娘子军》剧组表示了肯定，讲了三句话，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尽管《红色娘子军》成就斐然，但是在被问及哪部作品是她最得意的问题时，蒋祖慧犹豫了片刻，然后告诉记者是1980年编导的《祝福》，一是因为这是她自己在艺术才华压抑多年之后独立搞出来的作品，颇费心血；二是因为它比《红色娘子军》在舞蹈方面确实有突破。
为了创造我们的民族芭蕾舞，蒋祖慧一直对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实地的调查，试图把它们融进芭蕾舞的创作中去。退休以后，蒋祖慧没有离开她热爱的舞蹈事业，继续在一些院校培养新的芭蕾舞人才。
蒋祖慧的身世
蒋祖慧是丁玲和冯达的女儿，但是她说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母亲也几乎不跟她谈父亲的事。
丁玲一生坎坷。1931年，丁玲的恋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半年多后，悲痛中的丁玲在上海遇到一个名叫冯达的中共地下党员，并同他生活在一起。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的一天，丁玲与冯达双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祖慧是1934年9月，在父母被囚禁的时候出生的。
丁玲始终认为，自己的被捕是由于冯达叛变所致，所以丁玲在得到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重获自由之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1937年，丁玲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毛泽东还在给丁玲的《临江仙》欢迎词中，写下了著名的句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生活安定后，丁玲设法把女儿蒋祖慧从湖南接到延安。1938年，4岁的蒋祖慧进入了延安保育院。
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蒋祖慧在狱中出生的事情被一些人抓住不放，他们说丁玲如果没有叛变，敌人怎么会让她好好地生出孩子，这件事就这样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由头。多年之后，每每想起此事，蒋祖慧都说她甚为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
(原标题：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