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飘飘的朦胧诗年代
1969年，在大学任讲师的孙绍振被隔离审查，一连四个月被关在斗室里，什么书也没有。苦闷伴随着他直到1974年，他的朋友，著名诗人蔡其矫拿来了两本手抄本诗集。那分别是厦门灯泡厂流水线的一名女工和一名白洋淀插队知青写的诗，前者清新、真挚，后者冷峻、深邃。孙绍振深深地震撼了，而那个知青的一句话更是让他“感到骨头里冒出一股凉意，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世界，我们和解了吧。”这两个诗人名叫舒婷、北岛。1978年后的大半个80年代，他们和另一些名字：顾城、芒克、食指、多多等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像今天的影视明星一样让无数青年人疯狂。在评论界唇枪舌剑的同时，地下刊物《今天》、主流刊物《诗刊》以及多次再版的众多选集则一步步揭开那个几近“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序幕。 传播 地下诗刊风行全国 1979年，没考取大学的诗人于坚整日在昆明的地下文学沙龙中转悠，他已经写了七八年的诗了。文革中，出版基本没可能，他和朋友们像古代诗人一样，互相传阅，较劲各自的诗作。这时，他们拿到了北京传来的地下刊物《今天》。 那是份印得粗糙的油印刊物。里面的诗歌让于坚等读了大吃一惊。“我们都是同时期在地下写作的诗人，写的都是实验性的诗，但第一次看到外省的东西，写得如此现代，我们感到非常震撼。” 诗人王家新则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1979年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刚创刊的《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武汉校园。 同一时间，刚调入浙江《东海》杂志的诗人龙彼德第一次读到了福建女工舒婷的诗，“原来都是机械地服务，写中心，唱中心，但这些诗歌中尊重了个人的情感，让人很受启发。” 舒婷早在7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了创作，到了文革结束后，她的作品被印在福州马尾区文化馆的诗刊《兰花圃》上。和《今天》一样，《兰花圃》也是油印品，只不过文字是手抄的。到了这个时候，孙绍振已经很熟悉舒婷的名字了，他亲眼目睹《兰花圃》居然发行到全国，甚至有新疆等边远省份的读者来信，就舒婷诗歌展开争论，这令他激动不已，不久后，他又看到了《今天》，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些新奇的诗，但他已经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 这些新诗形式新颖、内容大胆，真实地表现个人的情感，和长达30年意识形态统领的诗歌完全不一样，比如舒婷在《致橡树》里写了爱情：“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此前，没有人写过爱情。 更多的诗句叛逆性地表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冲破文革中受压抑的情绪，比如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反对者将这些诗叫做“朦胧诗”，这个贬义的词此后成为叛逆时代的一支火炬，现在普遍认为的朦胧诗人名单有：北岛、顾城、舒婷、芒克、多多、食指、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严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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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憋不住了”出版的民间刊物 1972年，同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芒克认识了北岛等人，这批知青很多都来自北京胡同里的知识分子家庭。芒克说，他们比较幸运地接触到了当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内部发行的黄皮书，这些书印刷不超过1000本，里面介绍着“垮掉的一代”等最前沿的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之下，大家都开始写一些东西。 插队生活无聊而悠闲，年轻人没事就写。“大家往来比较多，都热衷于写诗、画画，才形成了一个气候，称为地下文坛。年轻人很狂妄，大家互相之间还较劲，促使你写更多的东西。我们写诗最狂热的时候是1972年、1973年。”芒克说。 “我们写了特别多的东西，像拿炸弹一样不知搁哪儿。到1978年，我们实在觉得憋了这么多年，偷偷摸摸的太没意思了，就豁出来公布于世了。”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参与者还有星星画会的黄锐任美术编辑，以及临时组建的编辑部。 积累了十年的东西让《今天》不愁稿源，而给他们撰稿的作者后来都大红大紫了，他们的第一期就刊登北岛、舒婷、蔡其矫、顾城、黄永玉等人的作品。当然大家在第一期用的都是笔名，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读者们一传十，十传百，全国各地的读者都纷纷要求邮寄，每期有六七百份寄给了订户。另一个发行途径就是贴大字报，芒克还记得他和北岛骑着自行车，带着浆糊，拿着杂志和刷子，满北京地跑。 直至1981年，双月刊《今天》停刊，18个月中他们办了9期。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个人参加，都是学生、知识分子，场面非常热闹，警车则在一旁观察动静。1979年9月，《今天》又在紫竹院组织了读者编者讨论会，再次有上千人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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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 将朦胧诗带上主流 “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前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不能发了。”王燕生说，他1977年调到中国作协下属的《诗刊》，明白当时这种意识弥漫整个《诗刊》编辑部。在他们的帮助下，朦胧诗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从北京走向了全国。 1979年，《诗刊》3月号公开转载了《今天》中北岛的作品《回答》，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当时我们还把《今天》称为地下刊物，不乏贬义，第一次直接公开发表，可能要承担一定风险。”这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结果，风险并没有来，读者来信却如雪花飘飘而至。 1980年，这是《诗刊》最忙碌的一年。4月号登出《新人新作小集》，收录了15位青年诗人的诗歌，主编亲自做评语。8月号刊登《春笋集》，又收录了15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同年，《诗刊》组织了后来称为“诗歌黄埔”的“青春诗会”，包括舒婷、顾城等全国各地的17名青年诗人来到了虎坊路的《诗刊》编辑部。 编辑部有几间平房接待室和仓库都腾出来供住宿，即使这样房子还是不够，只好请住在北京的顾城、梅绍静等人早起晚归地跑路。大家吃得也很简单，凭几分钱的粮票就在隔壁的北京京剧院搭几顿伙食。 这是辛苦的一个月，《诗刊》邀请来了老一辈诗人、作家和理论家，包括了艾青、臧克家、贺敬之、张志明、黄永玉等给年轻人上课。 10月刊的《诗刊》登出专版记录诗会，白底黑字写着“青春诗会”几个大字，这个名字就如此演变而来。作为官方刊物，《诗刊》为此承担的压力不小。王燕生说，当时曾有上级领导批评“这是全国诗刊，不是青年诗刊”。幸好那几年，编辑部内部对此的意见是一致的，王燕生在此后十年都连续主持了原则上每年一届的“青春诗会”。 可惜的是，“青春诗会”并没有邀请到更加激进的《今天》杂志“双侠”北岛和芒克，不过，因为《诗刊》中朦胧诗的登场，它的影响力已遍及全国。王燕生记得，当时《诗刊》发行量最好的时候达到了54万册。相比之下，如今的《诗刊》，发行量只有2万左右。 “当时诗歌的繁荣是今人如法想象的。”王燕生说，作为编辑的他经常在礼拜天加班看稿。“每天都收到四五百份稿件，一个信封可能是一首诗、可能是几十首，也可能是一生中所有的作品。”稿件的形式各种各样，有印在香烟盒上的，有抄在油光纸上，用铁丝串起来的，各种职业，各个地方的人都会寄来稿件。 那时，诗歌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作品在《诗刊》上刊登之后，舒婷很快进入了福建省作协，用铁丝串起油光纸写作的机械工人张学梦也很快进入了河北省作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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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朦胧诗大讨论扩大影响 随着《诗刊》选登越来越多的新诗，批评声音也持续不断地传来。福建也掀起了针对舒婷作品的批判，1980年《福建文学》首开对舒婷诗作的争鸣，此后《厦门日报》登出整版批评舒婷的诗。王燕生说舒婷当时的心情非常差，她曾说自己“像烂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孙绍振也记得在一次福州的讨论会上，批判派讲话很尖酸，甚至都把舒婷弄哭了，他还回忆道，当时有人甚至刻毒地攻击舒婷的《往事二三》里写的是“野合”，“此人后来也再没出来”。 “朦胧诗”这个词，出现在这场空前的轩然大波中。1980年8月的《诗刊》刊登杂文家章明写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他写道，“‘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了’，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朦胧诗”之名由此而来。 “看不懂”成了和朦胧诗对立的最流行的批判，王燕生记得自己的一个朋友大发脾气：“我一个中文系主任都读不懂了，谁还看得懂？”而对于这种批评，当时倔强的舒婷断然拒绝，她曾在一次会议上反驳道：“你看不懂，你的儿子会看懂。” 轮番轰炸让舒婷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1983年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 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也站出来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个“崛起”强力地反击了“看不懂”的声音。 80年代初，以《诗刊》为大本营的朦胧诗大讨论呈现一副“百家争鸣”的样子。站在“崛起派”背后的则是无数的读者。孙绍振的“崛起论”在《诗刊》上发表后，连《人民日报》都刊文对他进行了批评。“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走向教室，没想到，学生全体起立，为他鼓掌。“‘围剿’不住的，越批越香。” 孙绍振本在大学教书，因为对朦胧诗的评论，他一下子也成为大学生的偶像，他记得曾收到大学生的来信，说“我读了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有工人给他写信说可以去自己那儿“避难”，他甚至还收到了女大学生写给他的带照片的情书。那个时候，朦胧诗人和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一般被人爱慕着。 “朦胧诗大讨论把以前独一无二，只此一家的标准打破了，实现了现在诗坛的多元化，”在《诗刊》任职16年的唐晓渡说，“所谓标准其实是枷锁，它根本上是反诗的，和诗没有关系，是意识形态的标准，是五十年代以后形成的统治地位，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两代人的阅读中，对诗歌的经验和趣味被规定好了，所谓读不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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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人人床头一本《朦胧诗选》” 朦胧诗大讨论中，出版界也陆陆续续地行动力挺“崛起派”，并愈发扩大了朦胧诗的影响。 1985年，时任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的邓荫柯很是同情朦胧诗人和“崛起派”。他1979年第一次读到了北岛的诗，受到的震撼很大，他也和其他的时任一样，曾亲自拜访过“长得挺漂亮，挺有派头”的北岛和芒克，他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恰巧这个时候，四个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来到了出版社，她们拿来了自己打印编辑的“朦胧诗选”，里面列入了26个诗人的作品。经过主编的同意，出版社很快同意出版了。 因为一些非朦胧诗诗人也被编入书中，而多多等人则没被列进去，评论界认为该书的价值还是较为有限的，但是没有人否认它的影响力。这是第一本朦胧诗人的选集，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抢购一空，“再印一版很快又没了”，邓荫柯记得，选集总共印了二三十版，共卖出了25万多册。 “很多人是读着这本书成长起来的”，邓荫柯说，在当时，床头摆一本《朦胧诗选》是大学生宿舍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后，朦胧诗取得了绝对性胜利。”他说。 个人诗选的出版相对更多些。早在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舒婷的《双桅船》，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71-1981年）。奇怪的是，这虽然是两个作者的选集，里面的诗歌却没有署名。现代诗评论家，舒婷的丈夫陈仲义揭开了个中秘密。 原来，出版社原想出版五人的诗选，但考虑到北岛、江河和杨炼的诗在政治方面可能有所风险，就只选择了舒婷和顾城的作品。舒婷同年已出版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出版，而她剩下的诗歌只有十八九首了，而顾城的诗则占了几乎四分之三，犹豫中，顾城自告奋勇地提出，把署名去掉，让读者分不清谁的诗多谁的少，顾城甚至还干脆模仿了舒婷的写风写了几首。 薄薄的诗集，《双桅船》0.35元，《舒婷、顾城抒情诗选》0.38元，这些书都连着印了近十次，在大学校园和青年人中传遍了，并带动了青年人写诗的热潮。“80年代尤其在大学校园，几乎人人写诗，到处是诗人，当时说树上的叶子掉下来，砸到的都是诗人。”陈仲义说。 “当时整个社会心理思想群体需要有一个新鲜的窗口和途径，好像今年的汶川地震，人们需要表达自己思想情感一样。当年是大转型的解冻时期，就像河流底下的潜流与上面的泡沫浪花一起被搅动起来，而简短的诗歌最容易概括这些情绪。”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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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后朦胧诗时代，Pass北岛之后 从文革末期到文革结束，朦胧诗时代灿烂而短暂，诗歌很快进入了“pass北岛”（忘记北岛）的时代。 1983年朦胧诗在官方刊物“失宠”。一段时间，有民谣写道“革命诗人不吹号，朦胧诗人睡大觉，小花小草眯眯笑”。 但朦胧诗人并没有消失。“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都在80年代后期写出了真正的代表作。”唐晓渡说。 真正导致中国诗歌变化的是80年代中后期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 上海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刘忠博士说，朦胧诗是启蒙的时代，诗人用精英的意识，布道的角色启蒙照亮别人，进入8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迅速展开，消费主义和世俗化代替了前人追求真理的理想，而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也不断涌入，文学上的精英意识逐渐消退。 “朦胧诗是黑暗王国透出的第一线光明，但随着黑暗王国的迅速解体，朦胧诗也作为一种流派、一种现象成为了历史。”诗人、评论家王家新说，“用一个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出现是超越时代的，但时代也很快赶上了他们。” 他说，朦胧诗是二元对立的诗歌叙事，比如‘光明’和‘黑暗’，‘人性’和‘专制’，他们早期的诗歌都是呼吁、宣告和对抗式的，但随着时代快速变化，这些诗歌后来就显得大而无当了。 两股新人出现，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反对过于英雄化、崇高化的朦胧诗，他们选择了口语化等写作策略，极力摆脱朦胧诗的影响。 西川、欧阳江河等诗人则延伸了朦胧诗的精神，开始了“后朦胧诗创作”。80年代后期，新诗再次崛起，全国各地民间继续涌现了大量诗人，办刊物，办社团，民间诗歌运动风起云涌，并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达到了高潮。 朦胧诗是序幕，它揭开了80年代这个“全民为诗歌疯狂”的文学时代。然而，1989年以后，诗歌越来越被边缘化，“很多诗人觉得语言没有力量，首先是不写了，这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唐晓渡说。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商业浪潮蜂拥袭来，许多诗人放下了笔，走下了海。而朦胧诗人早就四散各地，北岛出走国外，顾城他乡自杀，舒婷改写散文，芒克改做画家，只有少数的人还在坚持创作，那个热气腾腾的诗歌时代再也没有重来。 今年12月23日是《今天》创刊30周年，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将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而对于千百万曾为诗歌疯狂的人来说，朦胧诗时代已成为一段远古的往事，也很少有人真正还在纪念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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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列表】 有影响的朦胧诗出版物 ●《双桅船》，舒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舒婷 顾城，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朦胧诗选》，阎月君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 ●《北岛诗选》，北岛，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出版； ●《五人诗选》，杨炼 顾城 舒婷 江河 北岛，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 ●《朦胧诗新编》，洪子诚 程光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记者 金煜) 【当时人说】 芒克:《今天》的故事 当时编辑部在东四十四条的76号，大家一说76号都知道是《今天》编辑部。每次讨论都二三十个人，写小说的，写诗的，画画的都有。 我们和星星画会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几乎每期都用他们画的插图，有马德升的、阿城的、曲磊磊的等等。星星画会做展览，我们帮助他们印宣传简介。 我们编辑部曾有过一次风波。1979年，星星画会第一次展览被封，作品被没收到美术馆里，我们和星星画会的人去交涉，当时编辑部听到风声，说政府要取缔所有的民刊，几个编辑都反对我和北岛去，认为太冒险了，而北岛认为如果取缔了其他的民刊，也不可能保留我们的。那天晚上吵起来了，北岛说少数服从多数，我俩退出。他们也明白我们是发起人，如果我们撤出的话，就不可能再办下去了。僵持中，北岛说，那你们5个人退出，我们继续办，后来第一期编委不得不退出。当时编辑部收到大量的来信，我们从来信中又找了另外5个人，老朋友黄锐也回来了，不过他后来的很多精力都用在筹备星星画会上面。后来星星画会那次抗议，我也在游行队伍中。 《今天》当时的编辑都冒着非常大的危险做着实事，但他们并没有被时代记住，而给《今天》撰稿的作者后来一个一个都出名了，但他们的出名和《今天》无关。 我和《诗刊》有些人认识，但没参与任何事情，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今天》停刊之时，我们发了100多份呼吁信，写给中国作协重要的作家，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今天》被勒令停刊之后，我被开除公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单位，连档案都没有，只有街道办事处一张写明被开除的纸。后来北岛在海外复刊《今天》，我没有参加，我对办刊物没有兴趣了。 (口述：芒克) |
(原标题：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