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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崛起话金山

2021-03-10 15:18 来源:镇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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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长富

镇江三山之中,金山名气最大。关于它的历史、文化等情况,人们的说法也丰富多彩,但有些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这里,仅依据有关史籍及诗文记载,探讨金山中唐崛起的有关情况。

隋代以前“伏牛”“氐父”寂寂无名

“伏牛”“氐父”,僻处江中。金山本来不称“金山”,东晋南朝时曾称“伏牛山”“氐父山”。《艺文类聚》卷八引南朝山谦之《南徐州记》称:“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京口山水志》称此“伏牛山”指金山。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称:“氐父山,在县西北十里。晋破苻坚,获氐贼,置此山下,因以为名。今土俗亦谓之金山。”按照这一记载,当是先有“氐父”之名,而后才有“伏牛”之名。这里是依据出处先后,把“伏牛”放在“氐父”之前。

金山在东晋南朝虽然已有“伏牛”“氐父”之名,但在当时它并不是知名山岭。例如,唐初人所撰《隋书·地理志》“江都郡”名下有“句骊山(即高骊山)、黄鹄山(即黄鹤山)、蒜山”,不录“伏牛”或“氐父”山,可见“伏牛”“氐父”山在南朝及隋朝并不是名山。至于它之所以并不有名,其原因从《隋书》所录看,刘裕早年曾游息黄鹄山(见《南史·宋本纪》);刘裕又曾在蒜山伏兵大败孙恩,为此谢灵运等曾游蒜山作诗(见《宋书·高祖本纪》及谢灵运等人诗);梁武帝在《舆驾东行记》中记载到高骊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句骊山等都与名人有联系,有一定文化底蕴。而伏牛山或氐父山都不见有著名人物游览或题咏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当是它当时位于京口市区西北七里,远离城市,本身并不高大宏伟,又处于大江之中,加上当时又远离江南至江北的航道,所以也不会有名人特地前来游览题咏,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也并未给它一个特别的“机遇”,让它扬名“露脸”。在这种情况下,“伏牛”“氐父”不能像今天的金山那样名列“三山”之首,闻名于世,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唐崛起,定名“金山”,逐渐知名

从唐代中期开始,“氐父山”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定名为“金山”,成为润州京口江边的名山。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旧唐书》“韩滉传”:“陈少游时镇扬州,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滉亦以兵三千临金山,与少游相应。”此事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38年)。这是“金山”之名首次见于史书的记载,它显示当时氐父山已称金山(当是用“土名”或追记)。

其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所列江边名山有“北固山”“蒜山”“氐父山”,并说氐父山“今土俗亦谓之金山”。由此可见“氐父山”已上升为润州京口江边名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元和郡县图志》虽成书并进献于朝廷是在元和八年(812年),但书中多有元和以前材料,所以“氐父山”一条在书中仍以“氐父山”为名。至于说“今土俗亦谓之金山”,也是元和以前的材料,当是成书以后未加修改而已,表面看来虽与下文所说相矛盾,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元和以后,“金山”仍是“土名”。

其三,南唐僧应之《头陀岩记》:“金山昔名浮玉,因裴头陀江际获金,贞元二十 一年节帅李锜奏闻,赐名金山。”(据《光绪丹徒县志》所录)由此看来,“金山”由土名而成为“官名”,当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即永贞元年。此事显示金山地位之重要。至于这裴头陀,有记载说他是宰相裴休之子,但裴休是晚唐人,裴头陀是中唐人,裴头陀出生于裴休之前,怎么会是裴休之子呢?可见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氐父山在正式被定名“金山”以后,它的情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不妨从《全唐诗》所录唐人的金山诗来看看有关情况。

氐父山在正式被命名“金山”之前,唐人诗中未见有题咏或涉及金山的诗篇。而在氐父山被命名为金山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元和三年(808年)开始任浙西观察副使的窦庠所作七绝《登金山》,然后又看到李绅大约作于大和七年(833年)的七律《忆万岁楼望金山》(李绅在元和初年曾为浙西从事任职于润州)。其后,诗人题咏金山诗渐多,而且不乏名篇佳作。例如张祜有五律《金山寺》《金山》,许浑有五律《送僧归金山寺》,刘沧有七律《金山寺》,马戴有五律《送僧归金山寺》,杜荀鹤有五律《金山寺》,罗隐有五律《题金山僧院》,孙鲂有五律《金山寺》,韩垂有五律《金山寺》等。综观中晚唐诗人所作金山诗,从数量说略少于北固山诗,但从名篇说,却可以与北固山诗相抗衡。这些诗歌既反映了金山在中晚唐时期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同时又提升了金山的知名度。

金山中唐崛起的原因

金山作为“江中浮玉”,中唐以前是长期“养在深闺人不识”,但从中唐开始,一旦“惊艳”于世,就很快引起世人注意,很快成为名山,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一变化呢?个人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当与唐玄宗时润州刺史齐澣“开掘”“瓜洲新河”以后,逐渐使润州京口渡至扬州扬子津(今扬州南)的江中主航道西移到蒜山渡至瓜洲浦有关。本来京口渡至扬州扬子津为渡江主航道之时,金山长期远离主航道,因而人们很难看到它的身影,也就不大注意它的存在。但由京口渡至扬州扬子津的主航道逐渐变为由蒜山渡至瓜洲浦之时,金山“江中浮玉”的身影就出现在这一主航道之中,很快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使他们前往寻幽探胜,使得这“万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孙鲂《题金山寺》),逐渐成为润州京口江边的名山。相形之下,京口东边江中的焦山,虽然也是“江中浮玉”,但僻处京口至扬州的江中主航道之外,直到北宋时期才逐渐知名于世。这就是历史机遇,金山在中唐正好赶上了。

“泽心寺”兴于何时有待考证

《至顺镇江志》卷九“龙游寺”下注称:“梁《高僧传》:‘天监四年(505年),武帝临泽心寺,设水陆会。’宋熙宁中,有进士杨谔作《金山水陆因缘记》引此事载于记中。”但是,梁《高僧传》中未见这一记载,而且从《梁书》“武帝本纪”看,梁武帝天监四年并未有东行至京口的记载,直到大同十年(544年)才有幸京口之事,但也未见“幸”泽心寺的记载,而且,梁武帝本人所作《东行记》中也没有说幸“泽心寺”之事,可见这一说法没有根据。正如《光绪丹徒县志》卷二“金山”所说:“考《梁书》《南史》皆无此语,是年武帝并未至京口。《纲目》‘天监九年’书‘梁主视学’后明云:‘时梁主清明,尚未溺于寂灭之学(引者按:指佛教)’。”由此可见,这一说法不是事实。自然,依照这一说法说梁朝已有“金山”之名,也是不符事实,不能成立的。至于金山之有“泽心寺”,从北宋赞宁所作《宋高僧传》“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看,它是说“又止润州江中金山,今泽心寺也”。此文表明,大约在盛唐至中唐期间,金山已建有寺庙,这一寺庙在北宋初年称“泽心寺”。但它在灵坦时期是否就称泽心寺,则有待新的证据证明。至于这一寺庙在梁朝时期是否就已存在,称泽心寺,更是有待证实之事。由此看来,所谓“梁武帝临泽心寺”之说,也是没有事实根据,不能成立的。要之,金山的历史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有些说法也是有待商榷的,弄清事实真相,澄清似是而非的说法,反而更有利于对金山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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