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葬到火葬的历史变迁

正值祭扫时节，近日市民陈先生找到一张镇江以前的“埋葬许可证”，其中可以见证从土葬到火葬的历史，一起来研究。

老许可证难得一见

图1

这张证书尺寸不小（图1），纸为米黄色，长24.5厘米，宽13厘米，抬头是“埋葬许可证”，下面为从右至左的表格，填写人用黑墨水笔书写，字迹工整。“抬埋者”放在首位：姓名（董子珍），性别（男），年龄（47），现住所（大西路12号）；其次是死者信息：死者姓名（荆任云），死者年龄（45），死者与抬埋者关系（朋友）；再是埋葬事宜：埋葬时间（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埋葬地点（本市北五省会馆），线路经过（本市）。

证书左侧便是审批栏。内容为：“如右记事实准予埋葬，此证，镇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董□□（印），一九五壹年肆月拾叁日。”证书左侧骑缝处还盖有大红印，这个应是镇江市公安局的大印，可惜印章仅一半，只能看清起首的“镇江市”三字。而且在左侧骑缝处还有几个毛笔大字，可惜也仅一半，无法辨认。

这张证书上注明的“本市北五省会馆”在哪呢？陈先生查找了资料，发现这是一个老地名，其位于登云路附近，呈南北走向，长约300米。清末民初，有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五省的同乡联合在此设会馆，称北五省会馆。后来这里形成巷道后，沿用为巷名，附近的铁道巷于1957年并入北五省会馆。也就是说，“本市北五省会馆”是当年土葬的埋葬地点。

陈先生还有发现，这张证书上的“董子珍”住大西路12号，而大西路17号便是镇江久负盛名的“同和堂寿材局”，因此高度怀疑死者棺木是在这家店购买。同时，陈先生也表示，当年在对待市民“生老病死”的问题上，都有一套严格程序。比如这张许可证，需盖有镇江市公安局局长大印，而且对抬埋者、时间、地点均予以明确，可见十分慎重。

镇江民间丧葬仪式

旧社会封建迷信盛行，殡葬方面形成“重殓厚葬”等一套铺张而又迷信的习俗，有“报丧、开吊、收殓、看风水、出殡、挖墓坑、闭口龙、跨火、做七、还殃、放焰口、上坟”等十余项之多。陈先生在网上找到了一本清嘉庆年间《祭祀仪制》（图2），系上海泓盛拍卖2012秋拍的拍品。民国37年（1948年）国民政府虽然公布了《婚丧仪仗办法》，提出不得沿用封建迷信色彩的仪仗，但各地多未付诸实施。

图2

镇江传统的民间丧葬仪式大体有以下程序：停灵、报丧、吊唁、入殓、奠礼、出殡、下葬、祭祀等。镇江佛道两教非常兴盛，故丧葬仪式受宗教影响很深。古时人们认为，人的寿命都登记在阎罗王的生死簿上，寿限将尽，阎罗王便会派无常鬼拿了勾命票来勾摄生魂……故而，丧礼均围绕着亡灵遭遇及亲人对死者的思念而展开。

比如旧时安葬之地的选择，民国年间，镇江富贵人家一般请“风水先生”选定。选定墓地后，即行“送殡”。送殡时，外甥（如无外甥，由女婿或外孙）手擎招魂幡，众人随后，送葬队伍中有吹鼓乐队奏哀乐，有的还延请僧人诵咒，扎纸轿纸马焚化等。安葬回归，不能行原道，不能回首，须跨火之门，以示跨过阴阳之界。返回，丧家办酒菜款待众人，称吃“回扛饭”。新中国成立后，安葬之俗开始简化，招魂幡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旧俗渐废除。

图3

这其中的礼俗还真不少。清末民初知名学者陈庆年在《西石城风俗志》（图3）中谈到南乡丧服：“成服，子麻冠，衣粗布，不缉，草带，麻履执仗，余皆以布为冠。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妇人之丧，先询其母家近亲，所需孝布若干，而后入殓，亦有折钱自办者。”清末以后，人们多以戴孝代替穿五服。镇江戴孝，以孝帽、孝鞋为主，也分等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镇江城里老百姓丧服形制有较大改变，多在左臂衣袖上戴黑臂章，儿女辈在臂章上加钉一块白布，孙辈的加钉一块红布。

改革土葬推行火化

棺木土葬是几千年的历史习俗，民国时大多买山买地做坟，赤贫者葬入公墓或弃置义冢地，市郊大片山林田野为坟墓所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办丧事、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习俗，在一些地区仍然盛行。当时镇江市内为殡葬习俗服务的行业有棺材店17家，纸扎店9家，白杠工90多人。

在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倡议下，镇江市从50年代开始改革土葬，推行火化。这段过程中，也涉及我市殡葬设施的不断改善。1952年初创金山火葬场，当时设备简陋，只有三间房子，两部板车，一座火化炉。1965年成立市殡葬管理所，撤销金山火葬场，在南郊三里岗新建规模较大的火葬场。之后，各项殡葬设施不断完善，殡馆所相继建起停尸间、冷藏间、骨灰存放室、殡礼室、丧户休息室、汽车库等。三里岗火化场初建时有火化炉两座，后又建火化炉两座。火化场开办初期用小板车运尸，后逐渐改三轮摩托车、中型吉普车、面包车运尸。

对新中国的丧葬业来说，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土地集约化的追求。那个年代，土地集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象征，当我们从苏联学到这一方式后，就始终坚定不移地前行。为节约更多土地，我国在50年代开始大范围开荒造田，当时便盯上了土葬。1958年我国开展过平坟开荒运动，当年的口号是“实行土地大平整，保证农业再高产”，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古墓也被平掉。而在1964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到处围湖造田、烧山开地，平坟运动再次兴起……1966年镇江全市火化尸体538具，以后逐步由城市推向农村，1978年全市火化尸体达1153具。

两个重要历史节点

记者在梳理这段历史时，发现了对我市殡葬改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1982年，镇江市级层面系列殡葬改革通告的发布；另一个是1997年，国务院发布《殡葬管理条例》。

我市在1981年一度出现土葬回潮，火化率有所下降。有鉴于此，1982年，镇江市人民政府多次发布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通告和规定，要求全市人民破除旧的丧葬习俗，实施火化（回族仍依其习俗处理），办理丧事务求文明简朴。并进一步查处取缔封建迷信行业，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为土葬提供木材、人力、车辆和葬地，严禁社队出售墓穴，不准在集体的土地、社员承包田、自留地上建坟。同时，在城乡逐步建立骨灰存放室（安息堂）。经过广泛宣传发动，许多乡村把殡葬改革的内容写入乡规民约、文明公约。市区火化率有较大幅度提升：1983年火化尸体1674具，1984年2457具，1985年3381具，火化率达98%。

尽管如此，在广大农村，土葬与火葬之争仍处于“胶着”状态。以当时的丹徒县为例，1977年，县政府拨款34万元，在谏壁卧龙山建造丹徒县火化场，1980年3月建成。县民政局发布关于推行火化的公告，但效果不显，当年火化率仅占9.7%。1982年，县政府广泛宣传市政府关于殡葬改革的通告，用更大力度推行火葬，至1985年火化率上升到60.4%。

1997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殡葬管理条例》规定：“人员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强力推进火葬的开端，其对我市的殡葬改革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节约土地是原动力

在各个时代节约土地、集中土地的要求下，土葬自始至终都不被欢迎。从历史上看，节约土地的诉求确实是火葬替代土葬的重要推手，或者说是原动力。虽然整顿风气、破除迷信是火葬推行的最佳理由，但事实上地方本身也需要它。

对殡葬业来说，集中土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统一规划，禁止乱葬。土葬的“危害”显而易见，因为修坟、立碑会占用耕地。一块地里一座坟，不仅减少了耕地面积，还使耕地碎片化，不利于机械操作。改革开放以来，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理念始终贯穿在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中。与这些规划同时开展的还有旧村改造，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土地。新世纪后，为获得更多土地，我市一些地区在进行旧村改造时都采用了迁村并点的模式，即把规模较小的几个自然村整体拆迁、异地安置，合并成一个较大行政村，原来的村庄复垦成耕地，这其实更多的是源于地方经济的考量——包括农业、工业、旅游业，甚至殡葬业本身。

生老病死，人生常态。人们有时不太注重活着时的质量和意义，却非常在意死后的归属问题，“入土为安”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土葬是中国重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发生转变。如今，棺木已不复存在，人死后火葬，只需尺许见方的骨灰盒。它存放在公墓，占地小且环保，便于亲人祭奠，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竺捷）

摄影 竺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