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一位镇江籍新闻工作者的呼吁

□ 凌兵兵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令全球震惊的卢沟桥事变（简称“七·七事变”）。日军借口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逐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县城，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悍然发动。

事变后，国民政府虽然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但仍委曲求全，北平当局、平津当局和日军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基本内容是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中国军队撤退，取缔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而日军却不按协议撤退，反而变本加厉，大批调兵向中国军队进攻。从此，北平沦陷，城内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由于国民政府的软弱退缩，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情绪空前高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可又指示，对他的谈话内容暂不发布。

这时，在上海《申报》担任编辑的吴景崧，忧心如焚，自他踏入新闻界工作，此时的中国大地，早已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践踏了6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一·二八事变”签下《淞沪停战协议》，进犯长城逼签《塘沽协定》，策动华北事变又签下“何梅协定”……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日军的一系列暴行，仍不能使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看清日军要全面占领我中华河山的狰狞面目，公开提出“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吴景崧在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聆听了中华民族发生的怒吼，想到自己在编辑《申报·自由谈》时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以笔作刀枪揭露敌人阴谋的犀利笔锋。在1937年7月18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上，以“杜若”为笔名，发表了题为《国人对卢沟桥事件应有之认识》的评论，明确指出：“中国无论怎样退让，也没有可了结的时候。”“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侮救亡；我们也只有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才能获得外交、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全国现在均已不把这件事当为地方事件，而把它当为全国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们今日整个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吴景崧的这篇文章，对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起了鼔与呼的作用，也给那些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存在幻想的政客们作了深沉的警示。

吴景崧，1906年生，镇江市丹徒区荣炳园区高庄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国际问题评论家。学生时期参加学生运动，上世纪30年代进入新闻界，曾担任过《东方杂志》《申报》《上海周报》《中国建设》等报刊的编辑、主编，1937年参加《西行漫记》第一次翻译。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通讯集《红星照耀中国》出版，1937年，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读到此书，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书籍，于是，聘请吴景崧等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仅用两个月时间便以《西行漫记》书名出版发行。《世界知识》是吴景崧在新闻生涯中的重要时期，他在此工作30多年，1957年后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并主编《世界知识》。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作为一位从镇江走出的新闻工作者，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能用手中笔，为当时从领袖到民众，拨云见日，真是难能可贵。在80多年后的今天，在学习党史，赓续传统的热潮中，我们应该为这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点赞。前不久，“吴景崧事迹陈列室”在荣炳对外开放，展出了有关吴景崧的图书、杂志、报纸共500多件，图片70余张，让人们可以一窥吴景崧的思想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