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懋：著名博士银行家

文/张大华

由贫民子弟成长为著名博士银行家，在中国近现代银行业中，徐国懋（1906-1994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1906年8月8日，徐国懋出生在镇江新河街的一个贫民家庭，有兄弟姐妹8人，一大家全靠父亲徐瑞杰操持的一条驳船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负担很重，但他的父亲还是在他11岁的时候，把他送入当时由镇江基督教会办的润州中学读书。不到三年，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初三时，他开始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下课后为金陵大学医学院进行英文打字。17岁时，徐国懋考入金陵大学文学系，继续勤工俭学，除了兼职英文打字以外，从大二时兼教南京钟英中学高二英语。1926年，在四所著名教会大学，即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联合举行的英语辩论大赛中，徐国懋代表金陵大学参赛获得冠军，在学校崭露头角。1927年，在北伐军势如破竹接近江浙时，外籍教授纷纷撤离，金陵大学的大一英语没有老师授课，校长陈裕光请他以大四在校生的身份教课，怕他临时怯场，并亲自来坐堂听课压阵，谁知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反应很好，从此独立授课，直到1928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9年，他在同校教授贝德士帮助下自筹两千美元，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学校规定，博士生必须攻读两门外语，他废寝忘食，仅用六个月时间，就拿下了德语、法语课程，能够阅读法文、德文报刊，并考试合格。1932年，他以《关于中国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问题》为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36年，正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具体负责国际技术合作业务的徐国懋，接受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的邀请，出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人生跋涉。金城银行是当时中国一家著名的私人银行，以扶助农工、扶助实业、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为宗旨，综合实力迅速发展，分支机构达到65处、存款余额2亿多元。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业务发展受到重创，处于分散经营状态。1941年，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候，他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银行重庆管理区副经理和重庆分行经理。

重庆分行是金城银行地位仅次于上海分行的重要机构，金城银行不惜血本支持的许多企业此时都在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为了保证资产不被日寇掠夺，上海分行已有周作民坐镇掌控，在当时通信、交通全部中断的情况下，周作民任命徐国懋主持重庆分行可见对他的信任和看重。徐国懋不辱使命，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银行重庆分行全力以赴，支持国家战略大后方建设。在这一时期，徐国懋出任了许多投资企业的职务，如民生实业公司董事、渝鑫钢铁厂董事、重庆缆车公司董事、大成酒精厂常务董事。他利用自己留学美国和长期在教会学习工作的便利条件，广泛联系国际友人参与中国的抗战，兼任了美国教会援华委员会主席、全国大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席和金陵大学、大夏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校董，吸收了美国援华机构的大量存款，支持国家的战略后方建设。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组织投资90万元，支持著名人士杨度之子杨公庶开办了大成酒精厂，生产出大量酒精，代替石油，成为大后方急需的汽车燃料，有力支持了抗战。

抗战胜利后,徐国懋把在重庆分行积累的二百多万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银行行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胁迫他去台湾，而他巧妙的携全家去香港，到香港后，陈诚又专门派人到香港请他到台湾，遭到他的拒绝。当年秋，周恩来总理派章士钊到香港动员金融界爱国人士回国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他响应号召在11月回到北京。

他是第一个经过动员回到新中国的银行家，听到他回到北京，周总理非常高兴，第二天晚上，就在怀仁堂接见了他。听说他是镇江人，总理当时就愉快回忆起了镇江的另一位银行家——时任交通银行行长的赵棣华，总理说他曾与赵棣华同乘过一艘长江轮，双方谈得非常投机，并向他了解了在港其他银行家的情况，请他多做工作，争取他们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把总理谈话的情况迅速向在港的银行家们通报，在他后面，著名企业家刘鸿生、戴立庵和同是镇江人的银行家吴蕴斋也回到了祖国。经过他说服争取，第二年8月，在中国银行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著名银行家、他的老上司、金城银行创始人、董事长周作民回到了北京，这是解放初期海外统一战线的一次重大胜利。

周作民是中国著名的“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领袖人物，周作民回来后这几家银行成立了联合管理处，由周作民任董事长、徐国懋任管理处副主任，并在不久后完成了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徐国懋被派到上海人民银行任研究室主任，组织有关专家编成了百万字的《上海钱庄史料》和《金城银行史料》，直到今天，这两部著作都是经济界公认的金融史权威专著。

1957年后，徐国懋被选为民革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和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后，徐国懋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上海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1994年8月，徐国懋因心脏病发作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徐国懋除有《八五自述》一书面世外，还有许多回忆文章散见于各种书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