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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学生的“大先生”投身抗日的急先锋

——记镇江抗日英烈中的教师群体

2021-09-14 14:20 来源:京江晚报

□ 包 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镇江就有这样一群“大先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自救的伟大事业,凭着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镇江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宣传抗日思想、培育抗日力量的“大先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激起了朱永山的极大愤慨。朱永山师范毕业后先后担任扬中县镇海庵小学和油坊桥小学校长。当时,公立学校有权督促、检查附近的私塾教学。借着检查私塾和课堂示范的时机,他慷慨激昂地对塾师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需要,我就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朱永山满腔的爱国热情带给塾师们极大的震撼。他还常在课堂上教学生们唱岳飞的《满江红》,给学生讲解这首词的内容,教育学生一定要牢记历史教训,学习精忠报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精神。

与此同时,丹阳的孙经华、恽一鹏分别利用三尺讲台充分揭露日军对东北三省的侵略行径,带领学生抵制日货、参加声讨日寇的示威游行,声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恽一鹏还因此被关押近5年。出狱后,他与同乡的进步青年组成了“养鱼合作社”,利用共同劳动的机会,继续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丹阳塾师莫中眼看着江南大片国土沦陷,人民受难,在家乡发起成立了“文艺社”,吸收了一批有志于抗日的青年,用文艺的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在莫中的影响下,当地的进步学生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之中。

此外,曾担任句四区区长兼游击队长的席甫生虽不曾在镇江施教,但他在无锡担任教师时,经常向学生讲解抗日斗争形势,介绍前方爱国将士英勇抗日的事迹,教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抗日歌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针对敌人的伪化活动,编写《反伪化》剧本,组织学生排练演出,并将舞台从学校搬到街头。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他还与人合写了《抗日与阶级教育》一文,刻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农民手中。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镇江的许多教师以自己的知识、智慧、文化特长以及教师的身份和威望服务于抗日宣传,唤起民众,把讲台开辟为阵地,把口中的言辞手中的纸笔都化为了支持抗战的有力武器,感染、影响和带动了周围一大批人,为镇江的抗战事业积蓄和培养了有生力量。

投笔从戎,成立地方抗日武装(组织)的先行者

随着管文蔚在倪山村建起丹阳第一个抗日自卫团,率先在苏南一带举起抗日大旗后,1937年底,孙经华组建了“虞河抗日自卫团”;1938年,许清照组建了“双庙抗日自卫团”,冷瑞麟、李培根、朱永山、赵良斌、王明高等则成立了扬中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苏南抗日同盟会”;同年春天,朱廉贻担任了丹阳观鹤自卫团团长;1938年夏天,王元清以丹阳高桥大汪家村小学为基地,组织“青抗会”“儿童团”,赵良斌则带领家乡的爱国青年成立了“扬中青年抗日团”;1939年2月,巫恒通组建了“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这些文弱的教书先生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带头建立地方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在新四军挺进苏南后,他们又充分发挥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升华为理智的革命信念,带头参加新四军部队,开始了追随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保卫祖国的征程。

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生力军

1938年9月,谢玉树被中共苏南特委以战地服务团指导员的身份派往丹阳珥陵、折柳等地开展工作。当时,这一地区的基层党组织还未建立,群众基础薄弱。谢玉树冒着日军的严密控制,克服重重困难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建立了党支部,推动了该地区的抗日工作和党组织的发展。

1940年1月,上级党组织任命莫中担任河南区(原丹阳五区)区委书记。到任后,莫中不辞辛劳,走村串户,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就在铁路两旁的青阳浦、吕城以及九曲河附近建立了留墅束家村等3个党支部。

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湖南女教师周喆曾担任江句县委妇女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地处南京外围的江句一带是汪伪的“京畿”要地,日伪驻有重兵。周喆到任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斗争最艰苦的时期。高度近视的她不畏艰险,经常深入斗争尖锐复杂的地方展开工作,经过她的努力,仅在赤山就建立了4个党支部。

在抗战时期的苏南敌后,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个微型的战斗堡垒,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原本手拿教鞭的老师们,为建立、发展和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部队素质的实干家

朱廉贻在担任丹阳县国民抗日自卫总团秘书长和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六支队支队长期间,非常重视军事理论学习和研究。他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了一篇题为《源泉》的心得文章,在挺纵中广为传阅。在他的努力下,挺纵六支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200余人的武装,控制了全州一带10多个乡的地方。

赵良斌参加挺纵战地服务团后,因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擅长诗词歌赋,担任了挺纵政治部主办的《群众导报》(后改为《前进报》)编辑。工作中,他力求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做到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皖南事变”后,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七字段形式,编写了脍炙人口的《皖南事变告人民书》,全文数百句,一韵到底,语言通俗生动,富有感染力,各地纷纷翻印,竞相传诵,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2年秋,殷逸调任南通县警卫团参谋长。到任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组织基层干部分期分批进行短期集训,振奋了部队的精神面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教师群体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加上入党和参军之后政治觉悟、军事水平不断提高,共产主义信仰和斗争信念愈加坚定,逐渐成长为抗日队伍里的知识型干部,为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部队素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矢志不渝的典范,以身作则的楷模

1941年,时任新四军16旅47团团长的巫恒通在日伪军“扫荡”时负伤被俘。日寇百般威胁利诱,伪县长陈希周出面周旋,大汉奸周佛海写信劝降,巫恒通均不为所动。此后,日寇将其幼子带到囚室企图软化他的意志,但巫恒通坚贞不屈,拒医绝食8天后壮烈殉国,时年38岁。新四军16旅在烈士挽联上写道:“民族英雄 万古流芳”。陈毅以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悼词,在《新四军抗战阵亡将校题名录中》称赞其“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方诸古贤文天祥、左懋第,足以无愧”。 2005年,巫恒通入选解放军总政治部《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英烈展》,2009年入选“5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入选民政部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

李培根担任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时候,因为清正廉洁、亲民爱民、为民除害,老百姓特地赠给他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廉直可钦”四个大字。后来,他的堂弟假借李培根的声望祸害相邻、屡教不改。李培根在党性原则面前毫不让步,不顾家人劝说和求情,坚决将堂弟依法处死,老百姓纷纷称赞他为包青天。2015年,李培根、朱廉贻、殷逸入选民政部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此外,被日寇剐掉乳房残忍杀害的“女中丈夫”孙晓梅;受伤被俘后拒绝医治,以头撞柱牺牲的郑锡兰;惨遭火炙、割鼻酷刑依然宁死不屈的朱祥熙;关爱同志、作风过硬的吴伯让;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蒋元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异常险恶的殊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关爱百姓、治军严明的高尚品质。

抗战烽火中,镇江抗日英烈中的教师群体为“大我”牺牲“小我”,以民族安危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在教师的岗位上为鼓起民众宣传呐喊,在抗日的队伍里为解救国难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战歌,展现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顽强斗志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将激励我们克服前行路上的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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