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一路风雨兼程 大地“换了人间”

历史总是充满“隐喻”——

2018年12月18日，江苏省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对“为江苏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授予荣誉称号。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农技专家、句容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顾问赵亚夫，作为镇江市唯一代表受到表彰。而前不久，由他一手探索创立的“戴庄经验”，被省委省政府“红头文件”认可向全省推介。

戴庄经验的内容之一，正是通过合作社这根纽带，把分散的土地、农户重新组织起来。乍一看，这不正是40年前改革之始要倾力“打破的”吗？

但，40年前的“大锅饭”与40年后的“合作社”，有着天壤之别。——历史只不过在以“轮回的形式”讲述“巨大的进步”。

戴庄一角

赵亚夫（左）与农户交流

从“分开来”到“合起来”

这不是一场40年的简单轮回

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人按下了18枚鲜红手印，农村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由于信息闭塞，这则消息真正传到丹阳市珥陵镇镇干部孙洪如耳朵时，已经是一年后了。“那时的丹阳农村比小岗村好不到哪去！”孙洪如至今还记得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则顺口溜：“春节过后家缺粮，户户要借储备粮，储借粮呀度春荒，萝卜野草补营养。”

1982年左右，由小岗村首创的“分田到户”模式才在镇江大地普遍推广。分田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是亩产快速增加。珥陵镇新庄行政村倪甸组于1981年6月实行“分田到户”，第二年粮食产量就增产4万多公斤、农副业总收入增加7万多元。

冲破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极大激发，土地对勤劳的回报也相当丰厚。1975年出生的李政，5岁时家里分田，7岁以后就能“顿顿吃上白米饭了”。据农委相关负责人考证，1987年左右镇江的广大农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为了向土地要到更大产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科技种田与种植结构调整开始成为镇江市三农工作重点。赵亚夫正是在这个阶段从日本学成归来，开始在句容推广草莓。

土地的产出总有天花板，农业的产值越来越无法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1世纪之初，“打工是主业、种田是副业”农民兼职化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越来越多的农田被抛荒。此时，“向规模化要效益”成了新世纪农业的主旋律。

如何规模化？一种途径，就是以土地流转的形式把土地集中起来再承包给种田大户，以及那些拥有资本、并相信农业有希望的企业家。另一种途径，就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两种途径取得了巨大成效，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虽生活在城市，但仍然是农民身份，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福利，不愿种地却也不愿意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农村的大田、宅基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要素无法抵押，进入不了资本市场，在农村创业的困难大大高于城市。两方面都制约了土地流转的持久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提速，40年间农民创造出来的社区股份合作模式被认可、推广，随着确权全覆盖、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覆盖，拿到“确权证”的农民可以放心进城务工，而经过“确权”的生产生活要素进入资本抵押的大门也逐步打开。与此同时，戴庄这种合作社与村委会协同发展的升级版，经过时间印证，确信更能代表广大农户的利益，符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省委、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广戴庄经验。

从打破公社到成立合作社，从分田到户到土地规模化，40年看似又回到原点，实则已经完成了一场伟大变革。市委农工办主任胡敖成说，以农村确权为代表的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以及以新型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组织升级，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重要支点，必将引领三农工作走向更有希望的未来。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

乡村振兴关键要树立融合发展意识

每当李政讲起当年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上初中的女儿就显得特别惊讶。在女儿眼里，数字电视、抽水马桶，手机上网速度也与城市一样快捷。“农村不比城市差什么呀！”

事实上，农村基础设施、医疗保障向城市看齐，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党的十八大以后这种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虽然改革开放肇始于农村，但由于城市在集聚要素、建设成本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即便是处于苏南的镇江，城乡差别也相当明显。上世纪90年代，镇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差距一度接近4倍之多。

在“有形之手”的主导下，先富起来的城市在新世纪之后开始反哺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等政策效应的带动下，农民增收的步伐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即便如此，镇江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2倍于农民。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镇江市三农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乡村振兴关键要树立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理念。首先，是城乡平等发展。既要拉平道路、宽带等基础设施的差距，也要不断补上农民在教育资源、社会保障方面的短板，真正让农民与市民在“身份福利”上实现平等。其次，是产业融合发展。要把农业与二产、三产融合起来，打造更多田园综合体，实现产业的叠加效应。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加大，而改革开放的后20年，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差距正快速缩小。胡敖成说，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城乡一体发展的理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乡村振兴前景可企。

从“挣得多”到“种得好”

新时代农民价值导向悄然转向

大学毕业的汪厚俊，没有跟着父母做生意，也没有到城里找份工作，而是选择到句容戴庄做村官，并在赵亚夫的支持下，承包土地干起了农活。“现在年收入也在30万左右了。以前不支持我做农业的父母、妻子现在也都认可了。”汪厚俊说，他最终选择“做农业”“当农民”，是打心眼里认为“做农民挺好”。

2009年，赵亚夫曾组织戴庄农民到日本考察。考察中，包括记者在内的考察团成员最关心的是日本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日本农民在介绍完收入时，总不忘补充说明一条：“我从事农业，主要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认为不能仅仅强调农业的经济价值，还应该强调其文化、生态价值等。

很多优秀的日本农民通过数十年种田经验的积累，不仅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技术专家，而且有着自己独到的农业价值观；相反，镇江的“农民明星”们极少能将种田实践形成理论体系。对这种反差，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日本农民的钻研精神普遍高于我们的农民；从本质上看，则是因为日本农民的角色自豪感优于我们。

“很多日本农民认为种田是一个自豪的职业，而我们有多少农民以种田为荣呢？”当时发出的这个无奈感慨，在近几年来有了更多喜人变化。不仅有像汪厚俊一样的一批大学生愿意当农民，还涌现了一批像句容市白兔镇鲜果种植大户张奎峰这样具有匠人气质的新时代农民。“葡萄达不到自己承诺的品质，宁愿烂在地里也不卖出去。”张奎峰一直以种出好产品为荣，而他的这份坚持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即便售价高出别人两倍多仍然从不愁销。

2017年，镇江市农民人均收入达22700元左右，是1978年的145元的150倍；每百户农民拥有汽车14台、电话289部、彩电165台、家用电脑50台、电冰箱103台、空调机128台、热水器101台。经过40年的风雨兼程，镇江农民确实富起来了。

站在新起点上，回望40年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对成功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什么才是成功的农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功农民，不仅要“挣得多”，更应该“种得好”。只有把成功导向引入到种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上来，富裕起来的农民才会更有尊严，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民本就应该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  （记者 王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