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专题新闻 业务类专题 一人医健康零距离 康复正能量

顾忆贻:从听诊器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的见证者

2022-05-06 16:28


      本期故事主人公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大内科主任顾忆贻,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故事——《心内科,从听诊器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

(顾忆贻,男,1933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957年分配到江苏省第六康复医院(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任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主任,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50年。1981年4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农工党镇江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第五、六届主委,第三、四届镇江市政协副主席。1986年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22年2月逝世。)

1

1957年9月,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这个学校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毕业后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 (简称“一医”)不像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二医”),二医毕业的学生只分配到上海,我们一医的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六康复医院(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到医院报到的时候病区全是志愿军伤病员,新盖的楼里也住满了伤病员,一直到1958年5月份,我们医院的志愿军全部转到泰州第八康复医院去继续治疗后, 医院才陆续对外开放。我工作的内科五病区,当时是唯一对外开放收治老百姓的试运行病区。病区8个医生要负责 40个患者。

2

1958年“大跃进”开始,大炼钢铁,要到江边背石头,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子才能炼铁。许多人都去了,但我没有去,内科刚对外开放,需要医生。那时候医院的条件与现在无法比,只有X光机,没有心电图和B超,化验也是一般的血常规,给患者检查只能靠听诊器,全部靠医生的经验,条件还不如现在的乡村医院。

内科五病区试运行第一年不算忙,病房里患者都收不满。当时的内科其实不算内科,什么病都看,大而全,无法分科,尤其要求医生得是全才。那时候,儿科还没有建立,夜里来看病的小孩子特别多,后来张志清和谭云娇一起创建了儿科。

我们每天的政治学习很多,天天晚上要开会,吃过晚饭拿上小板凳就往食堂奔,要开好几个小时,谁也不敢走,更不敢发牢骚,难得一次不开会都很高兴。

我来的时候张志清在院部上班,他成立小儿科后就基本上在病房。他曾做过基督医院的第一任中国籍院长。那时候他快60岁了,还要天天上门诊、值夜班。小儿科的夜班特别忙,孩子哭闹厉害,夜里病情会加重,经常要抢救。他在镇江市医疗系统威望很高,找他的患者特别多。唐贞的爱人朱养荣和张志清一样都很有威望,后来也当了院长。胸外科就是他创办的,他对我们医院胸外科的贡献很大。像张志清和朱养荣这样的科室领头羊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对患者认真负责,从不懈怠,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候我最怕上门诊,患者多得来不及看,但不看完患者,就不能下班,常常到下午一点钟都走不了。

3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上级医师的辅导下,我开始开展心脏右心导管检查术,为当时胸外科开展部分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术及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分离术提供临床诊断参考。

这件事之前没有做过,我们要开创,从不熟悉到熟悉。这项技术在上海开展得也不算很早,徐铭贤到上海进修了很短的时间,回来后就带着我一起干,并在1955年时筹建了手术室。那时候科里年轻的医生很少,我算一个,并且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分配到医院的大学生,那时候国民教育落后, 能上大学的人非常少。

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学习是第一,医疗是第二,我算是很幸运的,但也迷惘。进医院不久就遇上各种社会运动,心里不踏实,业务得不到提高,这让我很苦恼。对一个初出茅庐、才进单位没有人带的年轻医生来说,在硬件和软件都欠缺的情况下,信心备受打击。但我和徐铭贤还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摸索着往前走,他比我年长,一般都是他带着我实践,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虽然没走过大弯路,小弯路还是有的。

4

 这样的状态并没过多久,我学习的机会来了。南京医学院来了四位专家长驻我们医院,把我们医院作为培养实习生基地的试点单位,医院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如同瞌睡的人找到了一只枕头,这不是雪中送炭吗!南京的老师们经验非常丰富,医院领导安排我和实习生一起跟着他们学。他们帮助我们医院开展新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心导管术。

第二件好事接着又来了,南京医学院的培训结束,第二军医大学(简称“二军大”)也把我们医院当作实习基地,是朱养荣院长引进来的。朱院长毕业于二军大,为了医院的发展,他引进了心脑外科技术。他邀请了二军大的4位专家来做换心脏瓣膜手术,这在当时算是高尖端手术。我们跟在专家后面学习,这个过程中许多年轻医生的技术不断精进,其中有陈锁成,他在心胸外科很快脱颖而出,他在后来的从医生涯中开展了上万例心胸外科手术,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二军大有个蔡院长,他是心脏换瓣专家,当时全国第一例人工换瓣手术就是蔡院长主刀。蔡院长经常来我们医院指导换瓣手术,很不简单。那年他得了肺癌,还在恢复阶段,他仍坚持带着二军大胸外科医生来指导。时间长了,我和他很熟悉,看到他说话中气不足,看上去就很虚弱,我心里发酸,特别心疼他。蔡院长是个了不起的人,敬业,执着。我后来经常想起他的样子,同时也自省: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医者?那是他最后一次来我们科指导工作。我们的成长与南京医学院和二军大有很大的关系,是他们拉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能。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一点点的努力让自己不断进步。这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

5

 1981年,在我的努力下,医院创建了超声心动图室;1984年,创建了心功能室,硬件设备又上了一个台阶。到 20 世纪90年代初,医院业务科室设置已经有了47个。

20世纪90年代科里开展冠状动脉造影术,为后来的心脏搭桥手术的成功打下了基础。没有造影技术,就搞不清楚血管堵塞的情况,所以造影这一关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大考验。医院的X光机拍片子只能在瞬间连拍三张,远远达不到冠状动脉造影的要求。我们几个人又一起去苏州学习,回来后自己做,那时候放射科主任是李兰贵。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拍的片子是片段式的,无法连续,没有更好的设备,就无法做这个手术,大家都很着急。医院决定购买更好的设备,叫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简称DSA)。医院先引进了一台小型的DSA,凑合着能用,后来才引进了德国西门子造影设备,拍出来的影像清清楚楚,有动态的。这台设备给血管造影、搭桥、安装支架保驾护航,特别是放支架,借助机器可以准确放到位。

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医院也是全力培养他们。如张国辉被送到美国进修两年,学成归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何国平到南京学习电生理,这项技术当时在我们医院是空白,后来由他开头,带学生。因为我们医院前身是基督医院,那时候有个爱德基金会,由基金会出资,培养新人。我们医院还积极培养研究生,送到南京、上海去学习。

6

 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凤毛麟角,我能在当时考上大学相当难。我一直没有入党,总是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后来是受张志清的影响加入了农工党。那年我48岁。后来我当了农工党主委,事务更多。朱养荣曾动员我加入共产党,他要做我的介绍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打了入党报告,但是家庭成分不好。我的父母是生意人,做印刷行业,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去的福州,再后来去了台湾。那时我在上海读书,亲戚朋友都在上海,经济上可以资助我,所以我没有跟父母走, 留在了大陆。

2004年,71岁,我退休。我那时任镇江市政协副主席,属省管干部,接着又留任5年,直到2009年我76岁那年才回家休息。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又是医生,又是从政。

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就像我,一个人,经历了一个大时代。在医院干了50年,我对医院的感情非常深,医院如果是水,我就是一条水中的鱼,被医院这个大海滋养。从感情上来说,医院就是我的家, 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都是医院帮我解决,对此我很感激。我的身体很不好,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一条腿不好。后来我又经历肠癌手术,医院对我特别照顾,给我住最好的病房,希望我舒服一些。镇江市政协主席李国忠到病房来看我,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政协人。

心内科在大内科里是一个重要的科室。现在的当家人是芮涛主任,他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就来到了心内科,担起了科室的重担。现在的心内科,新生力量越来越多,仪器也越来越精密,彻底告别了我那个年代靠一个听诊器看病的历史。

责任编辑:殷兰友

返回首页
相关新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