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无过《瘗鹤铭》

马彦如 张剑

1500年前，一位隐士为悼念死去的家鹤，写下一篇著名的祭文——《瘗鹤铭》，并于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将其镌刻在镇江焦山临江的摩崖上。他没有想到，这块摩崖石刻于其身后引发世间众多学者长达十几个世纪的争论。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辉煌时代。由于文人、士大夫的介入和推崇，使书法艺术发生了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完美过渡。书体的演变在这一时期已全部完成，篆隶草行真诸体同步发展，并初步成熟，从而形成了书法史上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峰。《瘗鹤铭》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内容虽不足道，其书法艺术却影响深远。

《瘗鹤铭》原刻于镇江焦山西麓摩崖壁之上，自诞生之日起即默默无闻，亦不知何时坠入江中。至宋庆历八年（1048年），丹阳郡守钱彦远于焦山脚下江中得残石一块，《瘗鹤铭》方重现于世。钱太守于焦山建宝墨亭，将此石与另3块梁唐名刻一并置于亭中，并请当时闲居镇江的诗人苏舜钦、本邑名流刁约、苏颂等作记传以纪其盛。这是后来《瘗鹤铭》的考证与研究的发端。不久，宝墨亭被毁，所存碑刻亦不知下落，具体时间无可考证。至清康熙年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自掏腰包命人打捞，历时三月，得残石五方，仅存残字90余个。遂原刻行次，存者表之，亡者阙之，以摩崖的形式在定慧寺旁建宝墨轩保护。陈鹏年所著《重立瘗鹤铭碑记》中记载：“盖兹铭在焦山著称，殆千有余年，没于江者又七百年。”即叙述了这段经历。抗战期间，定慧寺僧将之藏于瓦砾之中，免遭劫难。

自被发现以来，《瘗鹤铭》倍受历代书法家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碑文所存不足百字，却点画灵动，字形开张；落笔超逸，神采脱俗。既有北朝书法的奇肆纵放，又有南朝书法的圆转潇洒；既有隶书的厚重古朴，又有楷书的规矩端庄，令人叹为观止。

北宋黄庭坚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誉之为“大字之祖”，他个人书法成就亦从《瘗鹤铭》中得道受益。宋曹士冕认为其“笔法之妙，书家冠冕”。明王世贞评：“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曰：“溯自有唐以降，楷书之传世者不啻汗牛充栋。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

关于《瘗鹤铭》的时代和作者辩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王羲之、颜真卿、顾况、陶弘景等历代书法名家皆被疑为作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王羲之说”和“陶弘景说”。

众所周知，王羲之平生爱鹤。当然，他与《瘗鹤铭》扯上关系并非仅因这一简单缘由。最早记载此铭为王羲之所书的是唐人孙处元所著《润州图经》（已佚），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题瘗鹤铭》云：“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从《润州图经》王羲之说者主要有宋苏舜钦、黄庭坚、赵溍等，苏舜钦有“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瘗鹤铭”之说。另据考证，王羲之夫人乃京口（镇江）人氏。

“陶弘景说”最早是宋人李石所著《续博物志》所载:“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瘗鹤铭》皆其遗迹”。陶弘景隐居道家圣地茅山，习“五禽术”，也好养鹤，更为奇巧的是，他晚号华阳真逸，与《瘗鹤铭》中落款“华阳真逸”正好相合。力主此说者为宋人黄伯思，他在《东观余论·跋瘗鹤铭后》中有详细的考证：“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清代学者大都支持此说，如陈鹏年、汪士鋐、杨宾、翁方纲等。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句容城北守宫署后发现天监十五年井栏。上有铭文七行，计35字。铭文开端为：“梁天监十五年，太岁丙申……”清光绪《句容县志》介绍：“栏高二尺，口围七尺，下围九尺，字迹漶漫，隐约可辨，笔意似《瘗鹤铭》，现存学宫。”此井栏的发现使陶说几成定论。

《瘗鹤铭》传世拓本较多，有真有伪，有优有劣。一般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陈鹏年打捞瘗鹤铭出水之前的拓本为水前本，之后的为出水本。水前本比较珍贵，但水前本字数往往较少，且各家得字多少不一。

2008年10月、2010年5月，镇江市文物部门先后组织了两次《瘗鹤铭》打捞考古工作，共打捞出水残石1000多块。经专家辨认，其中3块残石上的“鹤”“之遽”“化”等4个字被初步认定为《瘗鹤铭》残字。

学书法大字，必知《瘗鹤铭》。饱受岁月的剥蚀和江流洗礼的《瘗鹤铭》，代表了书法史上楷隶书法的最高水平，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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