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忆里的领导王檐雨

□ 王福海

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父亲在镇江繁华的大西路一家叫兴业的五洋店当学徒。1949年镇江解放，他成了一名失业工人，后由镇江市民政局招录在失业工人培训班学习。1951年12月华东蚕业研究所成立，父亲被分配到蚕业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谈起自己的领导，父亲说他最尊敬、最佩服的人就是老所长王檐雨。父亲说，他之所以从心里佩服王檐雨所长，是因为王檐雨所长有一段不寻常的投身革命经历。

王檐雨1899年出生在山东招远道头村，曾当过印刷社店员，担任小学教员和小学校长，上世纪30年代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招远县抗日武装大队长、山东北海军分区指挥、北海地委武装部长、西海专署副专员、西海支前司令部司令员等职。王檐雨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日军入侵胶东，为了表达全家参加抗日队伍的决心，1940年8月9日，王檐雨和他父亲一起焚烧了自家全部房屋和家私，投身到了抗日洪流。

新中国成立后，王檐雨担任过胶东行署实业处长、福建支前公路指挥部政委、华东农林部特产处处长等职，1954年3月受组织派遣来到镇江担任华东蚕业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我父亲说，王檐雨所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管在什么场合，说话、处理事情从来不摆领导架子。他既重视科研，也十分关心职工的生活，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是他的一个重要决定挽救了一部分蚕研所职工的性命。

1960年，全国开始闹饥荒，蚕研所职工也未幸免。当时蚕研所90%的职工及其家属都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小腿上轻轻一摁就是一个凹印。起初，王檐雨所长只是将自己家里的粮票省下来给最困难的职工购买粮食，然而，这只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一次，王檐雨所长看到一位职工利用房前屋后的零星空地种植了瓜果蔬菜，居然缓解了饥饿，于是，他眼前一亮，立即召开党组成员会议，决定将所区附近的马场、烟墩山等非桑园用地，按照工人3分地，干部1.5分地的标准划分给大家自由种植，以渡难关。这个决定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多数职工的拥护，但也有少数人反对，反对者认为：“土地是国家专供搞科研的，影响了科研可责任重大。”王檐雨所长耐心地说服他们：“当前的生活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利用有土地优势，尽可能先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这才是科研工作最根本的保证。”王檐雨所长表态：“如果上级追责，由我负全部责任。”

那年我父亲和母亲也因为吃不饱得了浮肿病，后来在马场分到了土地，父亲利用工余时间，种植了玉米、红薯、南瓜，还种植了蔬菜，立马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

我父亲说，蚕研所的分地政策从1960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虽然只实行了3年，但解决职工温饱问题却效果显著。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蚕研所虽然没有被卷入地方的“打、砸、抢”，但正常科研生产秩序却受到了影响，研究所党组被迫停止了活动，行政组织机构也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镇江地区、市、郊区派“工宣队”进驻了蚕研所。不久，研究所又陆续从全国分配来了十多名大学毕业生，这批大学毕业生刚踏上社会，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很高。“分地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时给王檐雨等领导定的罪名。后来，王檐雨所长为了保护年轻干部，将分地一事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于是，他在“文革”期间一直遭到了不公的对待。1972年1月，王檐雨所长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只有73岁。

现今，谈起王檐雨所长，90多岁高龄的父亲依然很激动。父亲说：“王檐雨所长是个好领导，他的心和蚕研所职工的心是紧密相连的。王檐雨所长的组织能力、工作作风、领导才华，蚕研所老职工们可谓是有口皆碑，永远值得大家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