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近代救生义渡组织

“三位善士讨论成立事宜”铜塑

救生义渡船 图：张峥嵘 提供

救生会旧址

文/张峥嵘

镇江“京口救生会”与“江船义渡局”，是清代镇江地方的慈善组织，它们作为一项重要的“善后措施”，而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地方士绅也把举办这些慈善事业作为维持秩序、安定地方社会的重大举措而乐于参与。民间兴办慈善事业，往往不是投资行为，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公益性的组织运作，或工程浩大，或需长期维持，那么，资金如何筹集？如何组织和管理？

京口救生会，江船义渡局以其民间性与官渡相对，以其非营利性与私渡相对。这两个机构广泛存在而且长期持续，并且自发形成良好的组织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京口救生会和镇江义渡局都是慈善机构，主要为江上行旅者济渡救生。

组织的架构

京口救生会组织分为三个各阶段。第一阶段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由京口蒋元鼐等15人，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选出会首，主持会中事务。订立规章制度，置办救生船只，实施救生；并于五年后在西津渡昭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会址。其形式类似于理事会，但理事与会首则完全是义务性质，有责任却无报酬，不像股东一样有分红与收益。通常他们捐赠钱物数额也较大，以为表率。

第二阶段为乾隆初年，京口义士蒋豫继承族人之志，他与后人苦心经营救生会连续七代，计163年（包括前面一代蒋氏前辈）。其形式为家族兴办为主，社会助办为辅。家族的兴办也完全是义务性质，有责任却无报酬，这是一个有历史跨度、由家族传承完成的慈善事业发展的范例。

第三阶段为清咸丰战乱后，救生会房屋全毁，船只无存。同治初（1862），邑绅继续办理。郡守周辑瑞谕赵鋆接任会董。同治五年（1864），郡守李仲良谕吴学士皆总办南北救生事宜。这是由官府头面人物指定邑绅为会董的组织，其中官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治六年（1865），奉道府捐提木厘以济经费，添置市房。丹徒县令王宗濂捐钱300千文作会资……同治十三年（1874），常镇道李常华将杨撝山充公公庄，银山门市地1亩4分拨会。”

江船义渡局的管理方式分为二个阶段，先是由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余姚商人魏昌寿邀同乡魏铭、严宗延等五人集议，决定共同集资建造大型帆船，开行瓜洲镇江之间，免费渡载旅客，后报请地方政府批准成立“江船义渡局”。在领导管理方面，以五业董事按月轮值法，轮值法运作起来存在着事权不一的缺陷，各业董事平时要忙于本公会内部的业务，无暇兼顾义渡总局的事务，于是又公议决定改五业轮值为公推一业的董事专门负责制，认捐款项仍由五业分担不变。于百川、于树滋、于小川父、侄、子、三人都相继担任义渡局经管。

1923年，在镇江、瓜洲名绅马隽卿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买了大吨位铁壳船“普济号”为轮渡船，使西津渡至瓜洲渡对渡条件大为改善。由于镇江小轮业的迅速发展和渡口管理的不断完善，京口救生会和江船义渡局才逐渐退役，最终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性质与功能

京口救生会是古代的水上安全救助机构，成立的宗旨是：“救涉江复舟者”，会址楼上特设瞭望哨，一旦发现江上有翻船溺水者，救生会立即派出红船前去救助。救生红船出救时，船头桅杆上挂有虎头牌，一路上鸣锣开道，江上所有的船只听到锣声都得避让，所有的关口都得打开，给红船让道，红船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出事地点实施救生。

镇江义渡局是古代的水上交通机构，他的宗旨是：“免费载渡南来北往之旅客”，义渡的船虽也是红色，但它主要职能是免费运送渡江旅客，以施行济渡。当然在不妨碍自身安全又顺路的情况下，也兼做救生事宜。

两管理机构的功能：其一，兴建救生、义渡设施与船只。救生义渡的运作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需要调动和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理事会既不能像政府部门一样依靠权力强制性发号施令，也不能像企业一样可以凭借金钱与回报来调动资源，然而救生义渡组织依然能够调配各方社会力量，完成复杂的慈善救助事业。这一方面是社会各方在利济行旅上达成利益一致，同心协力；另一方面，也在于慈善机构的精心组织，其管理能力达到相当的程度。

其二，负责募集资金。来源于官府蠲免和救助、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捐助,再加上慈善机构自身造血功能的涓涓不息，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救济资金筹募渠道和比较充沛的救济经费，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口救生会和江船义渡局得以稳定和发展。救生事业的发展，主要以其事务繁多与复杂，繁忙而紧张；救生红船的维护，则在于其长期性，其中制度化更为不可缺少。

义渡的日常管理更繁杂一些，尤其是渡夫的选择和管理至为重要。不仅要签订合同，交纳押金，而且要有保人，以此多重约束和管理以确保无虞。通过担保与交纳押金，以保义渡财物安全。渡夫还被规定不得兼谋他业，也不得另顶他人摆渡。同治年间成立的镇江义渡局，渡船10艘，船夫逾20人，管理制度详备。但相对而言，首事的重要性要高得多。

规章和制度

京口救生会的主要职能是江上救生，其条例以救生为中心。

比如：1、救生会各位董事推举做事公正者为救生会会首；2、凡参加共创救生会的善士，如果辞世，立他的牌位在救生会楼的西屋，供大家祭祀、瞻仰；3、救生会的日常事务由善士轮月当值，如当月的经济支销不敷，俱由当值的执月人捐助；4、凡参加江中救助，救活一人，赏给救生人员白金（实际是白银）一两，以资鼓励；5、对被获救人员中无家可归且身体虚弱者，可暂在会中休养，其费用由会中负责，对有家者，则根据路程远近贴给路费，帮助其返回家乡；6、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捞沉尸，且将尸体放在小码头街的“觉修堂”，耽搁几天，供家人认领。如无人指认，“则由会中置棺装殓，葬于牌湾义冢之内”。

镇江义渡局的职责重在义渡，其管理条例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显得更务实。

例如：1、五业（洋货、洋药、洋行、杂货、钱铺）推举兼任的义渡局董事，虽然长期为义渡局服务，循例概不支薪，也不会领取车马费，纯属义务性质；2、局日常开支遵守节俭原则，每届董事会开会研究问题，只供应清茶一杯，职员薪金和待遇均低于其他机构职员；3、行驶时间每日黎明开渡，上灯止渡，一年中只有农历腊月廿一至除夕准许夜间开航，如有特殊情况（因急病需送医就诊以及妇女临产需雇唤产婆或单身客商携带巨款，急待过江），虽在上灯止渡之后，经报告，局值班人员查实同意后，才可开渡专送；4、装载人数，为了保证行船的安全与及时，各班渡轮装载渡客以20人为限，最多不得超过30人，如不足20人，历时已满一小时，即行开船，以保证南北两岸码头不脱船只；5、兼带救生，平时，装客行驶途中，在不妨碍本船安全的情况下，遇有他船失事，可以顺道救援，救起遇难人员，另有奖赏；6、不借用、不应差，义渡红船是专门为了利济行人而开设的，“对来往于大江南北的官绅、商贾永不借用，文武衙门，军队，概不应差。这一点特别报请当时的镇江、扬州文武官署出示明谕”。

上述条文，除报准地方官厅布告周知外，生怕“日久玩生”，还将主要内容镌刻于石，条文刻石立碑，既向社会广为宣传，又让百姓实行监督，以垂久远。“渡济红船的义举让康熙皇帝知道后，经筵讲馆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玉书奉敕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金山寺立《御制操舟说》碑，碑文记载了此事。”

本文旨在综合学界关于救生、义渡的新成果，复原并论述镇江救生、义渡的兴建与组织机构及治理模式，进而深入考察其性质与特征，探讨其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制度基础，有助于构建中国传统基层经济社会形态及其解释框架，澄清一些认识误区，并提供一些历史启示并寻求可供今日借鉴的做法。